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有三分之二消失了，而余下的三分之一也被挤成了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都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也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 T形钢结构横梁保存得还算完整，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而且还没有遭到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估计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进行了一番查看后，便决定由我来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点的时候，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这是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他看到这架飞机从3000米的高空中被击落了下来。
9月26日
呸，天皇陛下！午夜2点30分，他们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市内的电网合并。这件事情太好了。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点30分还是一片漆黑）。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男女都有。当我在这里面呆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直到4点，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呜呜声。机群朝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是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点
在这个时间，我们实在高兴不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韩（湘琳）先生刚才打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被严重地破坏了，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就意味着，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点
刚刚，我坐车对全城进行了一番查看了。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损失不是很大。我不能说这消息绝对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入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事实上损失不是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很多的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情况。
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距离中山路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大概有12所中国人的房子被几枚炸弹炸得面目全非。房子前面的一个防空洞里，除了一个坐在中间的人外，其他的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另外还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因此而幸免于难。这次，总共有30人被炸死。一些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的，从昨天下午开始，人们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大概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毁坏了。远洋通讯社因此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被投中了15枚炸弹。医院是否就是他们的轰炸目标这很难说。但看上去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很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和它的一些实验室，曾经就被轰炸过一次。想必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就迁走了。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大概是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幸好都安全无恙。对于所有破坏情况，外国通讯员和记者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才到达这里。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他出差来这里修理多路电话设备。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谈话中我问他，他的家人是否会放心他只身来到这里，会不会担心他在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十分令人感动。他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也绝不能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可以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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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上午9点
多糟糕的天气——也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已经做好了再一次空袭到来的准备。全世界肯定已经知道了在上星期六（9月25日）这里所遭受的灾难，肯定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在这里的每个人，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些抗议的，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再明确不过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点30分
今天，在这一天内，我们遭到了3次空袭：从10点到 11点；从12点到13点10分；从13点30分到14点。因为上午天空布有云层，很难看得见空袭者，等到后来发现时，它们已经在不远处了。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永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錏厂是生产煤气的！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的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两节车厢被炸毁了。除此以外，没有发生别的什么情况。我感觉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值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两张有价证券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到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的乐观主义者存在！好吧，那就祝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到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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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气啊——太阳出来了，空中还少云。中午以前都很平静。在中午12点～下午2点15分有警报。日本人再次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分成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方向飞去。偶尔会听到投下炸弹的声音。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我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盘旋于城市的上空，但没看见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的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继续呆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工作了，因为那已经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毁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毁坏了）。
9月28日
上午7点，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负责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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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 C。 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为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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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能遇上这样的天气真是幸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因为我们在下关空等了何博士一场，所以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在铁道部的前面，我们的汽车出了故障。后来，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还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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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今天阳光灿烂。7点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了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正在那里避暑的家眷。现在，他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回德国。
从9点30分到10点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虚惊一场。莫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希望如此！
10月2日
空中略有云层。8点的时候，警报又响起了，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应该是信号装置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周工程师9点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在信上说，他的父亲于9月11日去世。这个噩耗让我感到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