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弄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这是我早就希望拥有的。有了它，我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少了它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点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朝芜湖方向飞去了。那里被欧洲人视作安全之地。
白天一切都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万元，上海那里的钱箱又被充实的满满的！
下午5点30分响起了警报。在南京的高空中，我们看见了3架中国飞机。虽然他们的标志看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它们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应该是向自来水厂的方向飞去了。中国飞机一边紧紧地跟踪着它们，一边还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直线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之后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空中传来一片的嗡嗡声。这个时候天也黑了下来，嗡嗡声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停止。
下午6点45分，警报取消了，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某报纸有报道说：此次南京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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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点警报又响了起来。疲劳的里贝根本就无法起床。在黑暗中，我穿好了衣服，走到楼下去，在我的防空洞里躲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必须有人去照管，有更多的人不时地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安排好一切后，我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点警报才解除。
10点30分，警报又响起来了——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很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是射击的高射炮。被击中的一架日机，燃烧着掉在了城南，可能还要更远一点（也许在城墙外面），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剩下的日机在调转方向的时候，还不忘扔下好几枚炸弹。12点30分的时候危险过去了。
14点45分，警报又来了。阴沉沉的天空中，很难辨清飞机的位置。所有高炮中队都开火了。16点，敌人消失了。对于今天而言，轰炸已经足够多了。我想要安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打来了电话说，在星期五，他将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因为带了很多行李，所以他想弄到两辆汽车。我宁愿和韩（湘琳）先生亲自用3辆车去接他，这样就能保证一路平安。他还想在当晚就去上海。因为警报又响了起来，所以普罗布斯特博士最后所说的那些话我几乎没有听清楚。当时正好是17点，天空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点30分警报解除了。
18点～19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那喝茶。在同坐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讨论了一般局势。两个人都产生了一点悲观情绪。华北已经丢掉了，这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看作了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20点，警报又一次响起来了！今天好象没完没了似的。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我把我们的很多中国工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都找齐了，总感觉还有什么在院子里的黑暗处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压压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21点30分的时候， “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有所好转。
稍后，我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份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的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很高兴。要是中途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也没有别的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平静。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让人安心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是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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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天空中布满阴霾，雨水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淅淅沥沥地下着。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和我的司机，开着3辆汽车一同抵达了芜湖，结果空跑了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经过了7个小时的行程的我们，正好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在途中，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甩掉了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他开的车和一辆军用卡车发生了碰撞，普罗布斯特博士那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被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能继续使用。不过，让我大为火光的是，他竟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重新包装好的行李，被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去查看了中山路被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人发现（目前是禁止拍照的）。他们全家在晚上出发了。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加上司机以及让人无法想象的大堆行李，装了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能够一路平安，顺利抵达。一整天，天空都是阴沉沉的，不用担心会有空袭，但在午夜以前他们必须出发，这就能保证他们能在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之前到达。听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了，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真了不起，不是吗？
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非常好。为了轻松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喝咖啡。船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率地承认，因为之前有过教训，他对轰炸很害怕。如此的坦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也讨厌轰炸。
但要我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不，我还不能下决心这样做。如果日本的战舰突破了扬子江的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我也许应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个时候，我想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已经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愿也不会到那个地步，尽管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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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依旧是个分外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今天可真忙！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中间发生了一些令人非常生气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去探望她的时候，她还要我代她向她丈夫问候，并叫她丈夫不要担心她的健康。遗憾的是，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晚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这使得他在她的葬礼几天后才到达青岛。
10月12日
今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猛烈轰炸的准备！
虽然天气很好，但一直的安静让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和韩（湘琳）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6000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但是，在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11点持续到11点30分，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拿到了美元支票。在中央党部的时候，在那里的地下室，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在被允许的情况下，我和韩先生不受干扰地看完了这部电影，但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的我，在中国士兵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3点30分，又响起了警报。14点，第二次警报响起了。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被投了炸弹，在城南方向，我们看到了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落了，随之升起了一阵褐色的烟云。希望是中国人战胜。第二架飞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摇摆着落了下来。难道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不敢肯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也该给我了。15点20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带着他的家人，普罗布斯特博士高高兴兴地安全抵达了上海。
今天（10月12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在德国庆祝开业90周年！难道上海那些人忘记了，又或者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我没有收到要庆祝的命令！真扫兴！
16点～16点30分，又是一次虚假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一共有5架日机被击落，城里2架，城外3架。
10月13日
天晴，少云。这一天很不安静，但一切都发生在远方。8点有警报，8点15分就解除了。原来是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中国飞机，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9点30分至10点，从13点至14点30分，从16点40分至17点55分，警报声一再响起，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在城南和城北方向，我们看到有大批飞机，但是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朝五台山跑去，因为在那里的山丘下挖了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这样痛苦的景象我真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