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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更多的人来到了我的防空洞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在上次轰炸后，大部分职员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离我的房子不远）。现在只要警报声一响，他们就会逃到我这里来。另外，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再过一阵，我就真不知道该把大家安置到哪里去了。在最近一段日子里，我自己都不再去防空洞了。
因为肚子不好，里贝先生回到了家里，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各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也有相关报道，柏林方面对此毫不知情。文章还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自己可以决定去留。从罗马来的路透社的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月14日
早晨7点，阳光灿烂，所以今天又是一个极好的航空天气！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也就是说，他到下关电厂去了（南京最危险的地方大概就属这里）。
9点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第二次警报又响起了。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太阳如同夏日般火辣辣地照射着。在城市上空的很高处，我们看到了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射中率远不如先前了。是呀，我们都不是专家，但是我们善于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得太高就是射得太低。不管怎样，没有击中。（就是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去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会明智很多。因为天空中出现了很多的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格外小心。10点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到中午都很平静。
午餐后，原本想小睡一刻钟的我，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了。我看见有一辆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的卡车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解决了。
这时，每个路过的中国人都想从那架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点40分，警报又响起了！起了云的天空中，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遗憾的是没有击中。随后，他们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点30分解除了警报。只要空战和乱扔炸弹，不是发生在我们的附近，我们就会很高兴。
在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点的时候，我收到妻子在10月13日那天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一向都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会用电报回我。往返于天津的信件变得越来越慢了。已经有20天，妻子没有收到我的信，虽然至今我已经发了3封。
所有报纸报道的全部都是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安静了一上午。14点响起了警报，一直持续到16点，虽然在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但是不断有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传来。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可以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一大清早，我就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离我不远（美国大使馆的对面）。
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人们以为会进行特别的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就在它附近，水厂受到袭击只是迟早的事。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建了一个防空洞。生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防空洞，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这简直就像是矿工式建筑，在门口甚至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不过我还可以给他们提出更好的建议，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以免洞门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继续的话，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让人奇怪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很安静，这让我能够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点30分，警报响了起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就像是在下雨，飞机根本就没法看见。15点30分警报解除了，在16点3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气好极了，天空中没有一丝云，也看不见飞机。在日落的时候，从北面飞来了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点30分解除了警报。
刚刚，我大概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多少次的日军空袭。据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因此损失了整整14个工作小时，大概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刚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我收到了妻子于10月2日从天津寄来的信件。她说很想来这里。
我要怎样答复她才算好呢？据说，在劳滕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陶德曼夫人正在来南京的途中，对此我非常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以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妥善。一旦警报声响起，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向安全的地方驶去，在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即使这样，还得忍受一切痛苦，所以，一颗健康的心脏是必须的。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身在城外，夫人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冒这种险呢？妻子们在安全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10月17日（1）
星期日，晴空万里，也没有空袭，多么美好的一天啊！里贝先生还没有去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难道是为了防止炸弹的碎片？谭延墓那里也是这样，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掩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允许人们进去。整个陵园附近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在打着瞌睡，随时准备待命出发。这就意味着，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就是现在的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从下到上，它都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为什么今天日军没有来空袭，我们不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太伤脑筋了。可能是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去扰乱秋天里一个如此美好的星期天确实是不该！对此，我们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今天，施罗德博士从汉口回来了。
很多人都在谈论日军使用毒气的这件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曾经使用过毒气。这肯定只是他们想先发制人，却又想逃避人们谴责的一个借口。据这里的一份报纸上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确实已经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也有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地想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出证据！
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毒气袭击的到来，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没有准备防毒面具。虽然已经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使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的简单方法来保护自己，但就是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而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管用，因为它根本就起不了实质性的保护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戴着据说是防毒面具的长形金属套筒的士兵、警察和官员。私人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最近的一次日军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是炸伤。
10月17日
7点，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处理商务事宜。今天他亲身经历了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近距离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标有卐字的旗角拉了起来，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让飞行员能够确定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如果日军判断失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在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进行雨点般扫射的“礼遇”。阿曼先生一直留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而他很会讲。再说，从里贝夫人那里，他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有普罗布斯特博士的一只柜式大行李箱需要他带到上海去。他对这个箱子很有意见。说箱子太大了，连汽车门都进不去。再说，就算是新的，在上海也就值40元。
我不得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再说一番好话。
在1937年10月6日，我收到了一封来信。在来信中，编辑胡尔德曼先生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要删去这么好的一个开头，可怜的他是多么的为难，这从他的引言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也许他是对的。作为编辑的胡尔德曼先生，他确实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他不能去碰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独独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却留下后面那部分呢？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10月17日（2）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的“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那没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