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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