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谢我们作什么，亏了你扣啊。”材料组长有些谄媚地说。
“怎么好这样说呢，你这鬼家伙。”县委书记显然是开心的。“你还是辛苦一下，回头，报告打（打字）出来，马上给印刷厂送去。要赶在大会结束前铅印出来。你们原定印多少份啊？”
“三百。”全县二百来个生产队，加上县直属各单位，存档，以及抄报地委、专署有关部门，三百份这个数字是打得很宽的。
县委书记凝视屋角眨了眨眼睛，咳了一声：
“印二千三，要一直发到生产队。另外，要抄报给省委、省革委。”
第二 会中
1．学习讨论
县城顿时小了一半。全县四级干部熙熙攘攘塞满了窄窄的镇街。
把洗晒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随便地披着的，是公社干部。他们很坦然，不怕这种朴素会使人认不出他们是国家干部；相比之下，大队干部讲究多了。他们大多穿化纤面料的制服，胸前的口袋上，带帽的笔也往往插到两支以上。一旦进城，他们心里总有些羞涩，有些担心别人不晓得他们在乡间是脱产的；生产队长最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他们自己也不当回事。年轻的一身旧军服皱皱巴巴，胸前的扣子五个掉了三个，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年老的穿着硬板似的、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手老是对插在袖口里，老成持重地弯着腰，不时咳几声。
他们坐船、坐火车、坐卡车和拖拉机，从全县四面八方聚拢到县城里来。全县学不学得成大寨，就看这次会开得怎样了。因此大会纪津要求很严，日程安排也很紧：一个星期里七个夜晚只有两个晚上看戏或看电影，一个是报到的那天晚上，一个是散会前的那个晚上。其他夜晚都是学习讨论。
下马山公社是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单位。他们“一年一大步，面貌大改变”。去年下半年，他们大批判开路，刹住了劳动力外流的歪风。今年，这个人均只有二分一厘田的公社没有一个人外出搞副业，因而双季稻亩产一举从往年的五百斤提高到八百斤，实现了《纲要》。绝对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在全县几个粮区公社中不算最高的，但增产幅度大，变化惊人。他们向来是后进单位，现在一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看得起，全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