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妹妹告诉我，她们俩和我作得一模一样，我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把那封信从爸爸崭新的内衣（爸爸从来都不穿哪怕只有一点破损或稍旧的内衣，这和妈妈过分的朴素是那么的不同）和漂亮的领带中偷了出来，偷到了厕所里，我锁上了厕所的门，读起那封信来。而那封信，那封信里“什么也没有”，它让我们姐妹三个全都大失所望，它甚至没有一个“爱”字。
我后来回想起那封信的时候，头脑里还是一片空白，它好像是一封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信，好像是家里人写给家里人，亲戚写给亲戚，同学写给同学的信，总之它不像一封情书，它和在我们十几岁脑子里所设想出来的那种“情书”没有一点沾边。
而它确实是我爸爸真正爱过的那个女人给爸爸的最后一封信。她后来嫁给了别人，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尽管在照片是她看上去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爸爸把那封信至少保存了二十年，二十年以后，当他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的时候，那封信也依然平平展展的，没有一丝磨损，没有一点尘污。
我那时候对情感事还完全懵懂，真正生活的帷幕在我面前还没有拉开，我只是想，到了有一天我女儿上大学的年纪，在我抽屉内衣的底层，会不会有这样一封收藏了多年的信件，好像年轻时爱过的信物？
从那以后，我就总是带着一丝看不见的伤感，看着我的父亲，还有母亲。
我33岁了。在我父母还没有结婚的年龄，我却已经和我丈夫分手了。
在一个33岁的女子的内衣抽屉里，藏着一些什么秘密呢？有一次在整理内衣时，我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特意翻看了一下，在我放内衣抽屉的最里面、角落里，在一个印着“红艺照相馆”的硬纸盒里，放着我大学毕业的照片，全系的集体合影，男女老少，这让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意外和滑稽；还有就是一两件我姥姥的小小的遗物。我当时想到十几年前我爸爸的内衣抽屉，那封年轻的时候一个女子给他的信，我没有这样的信，在我33岁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信，让我可以放在我放内衣的抽屉里。我知道我也不会有女儿，可以在她18岁上大学的时候让妈妈给她讲一些什么。这是我和我父母的不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同。我喜欢的那个男孩子叫洋洋，他是我年轻时候的爱情，也是我一生的爱情。他的照片就摆到桌子上人人见得到的地方，到我这儿的人问，我就说是我的男朋友，大部分不问，他们以为那照片上是我家里的人。
夜行列车（3）
我知道在很远的地方，在洋洋公寓里的什么地方也放着我的照片，我知道如果有别的女孩子问，洋洋会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她在德国。尽管他知道他的女朋友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结婚嫁给了别人。
近几年来，我总感到感情的不可追寻，且不说爱情。我不知道是我变得过于现实了，还是异性间的魅力变得减弱了。总之，一点点小小的现实问题，一点点的事物性上的小事，就足以阻止一桩感情的发生。如果我喜欢的那个人住在汉堡，那我就告诉自己，对此事不要再想了，我不会每个周末坐上5、6个小时的火车跑到汉堡去，只是为了去见一个人，我也不愿意让别人周末开上5、6个小时的车子跑到波恩来，只是为了和我吃一顿晚饭。于是这种感情的火花不用点燃就被我三脚两脚地踩灭了。如果在我旅行的同伴中恰好有一个很吸引人又对我很关注的男子，但是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在我拍照片的时候，在我参观教堂或者博物馆那些精美的建筑和艺术品的时候，我愿意一个人，专心一意，我不希望旁边跟着个追随者，那对我绝对是一种干扰，我不愿为此分心。
而且我总是没有时间。我没有任何事好忙，但总是时间不够。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心情来“谈情说爱”。我已经忘记了我年轻时是怎么一次又一次谈的“恋爱”，居然有那样的耐心和热情。我只记得那时候和洋洋在一起，洋洋是一个女孩子的全部爱情梦想：他是一个成熟的男朋友，是一个温厚的兄长，是一个浪漫甜蜜的情人，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孩子。在洋洋的身边，我们看上去是那么班配，那么漂亮的一对儿。我们没有说过什么天荒地老的话，我们没有海誓山盟，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去大礼堂看电影，我们走到哪里都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们用言语用眼神羡慕地赞叹着、祝福着。和洋洋分手以后，我还是谈过恋爱，但我确实是想不起当初都跟些什么人，都谈过些什么了。总之是很可笑的，我和那些人，因为爱情并不是能“谈”得出来的。
30岁以后，我发现再谈到与私人有关的话题，除了通名报姓以外，其余一切似乎说都多余，至少我是懒于张口谈到自己。我更习惯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天气，谈谈吃，谈谈在哪里有什么音乐会……总之，一切天青云淡、鸡毛蒜皮的话题，都让我觉得比个人的事情比与感情有关的话题值得一说。或者干脆大家一起坐到烟雾缭绕人省嘈杂的小酒馆去，大声说笑叫喊，我把自己的脸孔淹没在那些金发碧眼之中，不觉得有来也，不觉得有从前，真是非常踏实和悠然。
一两年中我偶尔会收到洋洋的一两封信，圣诞节或我生日的贺卡，漂亮而简单，有时候他会写一封长一点的信来，信中也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家常话：他在南方作生意，赚了钱，又赔了钱；他离开公司自己干了，又再回到公司去；春节的时候，他到北方去滑雪，喝多了酒，差点儿没把车开进沟里……其实都是一些平常而好玩的事情，他也用一种平常而好玩的口吻讲起，读着读着不知为什么，我总会眼睛湿润。
我早知道结婚对我们已经是多余的事情了。从多少年前就是这样了。洋洋像是我的一个哥哥，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什么人，特别是在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只留下他孤伶伶一个人以后。
结婚还是有可能离婚的，而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妹没有这回事的，那种亲情是与生共来、与死同去的，是永远的。
在夜深人静我偶尔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吸一支烟，慢慢走到窗前，我住的是楼的顶层，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一览无余。我常常会打开窗子，呼吸着夜间格外清新寒冷的空气，望着那一扇扇半明半暗的窗子，想着在那一个个陌生的空间里，不知曾上演过、正上演着或是将要上演什么样的人生戏剧，就我自己所经历过的，它确实比任何一部传奇都确确实实地更像一部传奇。
少年时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有的书读过了也就读过了，像在学校里学过的功课又还给老师一样，不会记住什么，有的看过了便不会忘记。我曾经读到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在哪里读到的却记不起了，叫《夜行驿车》，它是写在很多年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辆夜行的马拉驿车里，童话作家安徒生对同车一位陌生女性产生的微妙的含蓄的敬意和情感，它没有任何情节。天亮以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安甚至不知道那个陌生女郎姓字名谁。那篇文章写得像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一样带有一种伤感的诗意和优美。我的一生都会是安的童话的最忠实的读者。
安一生没有结婚。在他的传记中也没有任何和“爱情”有关的情节。
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或许是想到了很早以前读到过的那篇关于安的文章，也才想到给我的这些文字赋予这样一个有点诗意的名字。在从波兰回来的夜行列车里，坐在我对面的那对年轻人，女孩叫海漠娜，23岁，男孩叫该哈德，26岁。
生命中的某些时刻
阳光似乎已经把小院里的杂草晒淡了颜色，有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蝇虫飞来飞去，树叶在初夏的微风中轻微地摇摆，我新洗的衣服排挂在那里，发出清洁温馨的气息。在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觉得：活着真好。
于是在这样的午后时分，在这样普通而惬意的午后时分，我会很自然地想起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断，某些平常得或许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片断。这些片断，它们属于我的贮存，就像电脑的软盘一样，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把这些软盘从记忆中调出来，拿到大脑里去播放。
是在Rimini（意大利亚德里亚海边的一个渡假城市）。从我们住的房间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其实海和沙滩并不远，它和我们只隔一条街和一小片楼群，天空蓝的不似真实，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清新而温馨。和我同屋的四个年轻的女孩子，席地坐在小小的阳台上，喝着酒，吸着烟，轻声细语地交谈。四个年轻的女孩子都非常美丽：其中唯一黑头发的那个，明媚艳丽得像三十年代好莱坞的明星；住我上床的蒂娜，细小娇弱，白晰的几乎透明；安德莉亚像是从中世纪画上走下来的圣女，脸孔眉眼有一种典雅异常的古典美，安详而无辜；第四个女孩子有一头长长的直直的修建整齐的金发，她长的像那个上唇边有一个美人痣的著名的美国女模特。
在那一刻里，我的心里充满温馨与柔情，我感到我对这四个美丽的女孩子的爱——对陌生人的爱。陌生人，与熟悉的人，从某中角度上来讲，又能有什么区别呢？她们或许像我的姐妹，或许像我中学、大学的同学和好朋友，尽管我知道几天以后我们的旅行团解散，或许我们便不再相见，但在这几天里，我们住在一起，相互关照，情同手足。
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些寂寞无比的黄昏和傍晚。
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因为感到孤寂、害怕孤寂，所以只能沉浸于孤寂，我不会去按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想到街上去，简单地把自己混入人流，逃避或解脱似乎在此刻都不是我适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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