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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哀鸣（2）
然后马上开始用黑色油墨在一块红布上书写：“因列宁逝世，《恶魔》演出取消。” 符拉基米诺夫来了。他没有遮掩自己的悲哀，眼里泪汪汪的。他拥抱住父亲，伏在他胸前，像孩子一样痛哭： “我们都成了孤儿，”他翻来覆去地说，“全都成了孤儿。没有人能够替代伊里奇。我们失去了领袖。该怎么办？” “要鼓起勇气来，”父亲安慰着他，“生活还在继续。不能灰心丧气。” 符拉基米诺夫擦干了眼泪，请妈妈原谅他的弱点。他仔细地听了听汽笛声，说：“该去参加悼念大会了。” 我央求要一起去，于是父亲也带上了我。在工厂的操场上挤满了人。虽然下着雪，刮着寒风，所有的人都去掉了帽子围巾。用红布、黑布围起来的木板搭成的台子上站着几个人。符拉基米诺夫走了上去。我跟父亲呆在不远处。汽笛停了。自发组织的管乐队奏起了哀乐。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冲到嗓子里，我留下了眼泪。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紧紧地握痛了我的手，于是，我觉得略微轻松了点。 最先发言的是站在台子上的几个人。然后，工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讲话。悲痛不是假装出来的。###一直开到深夜。 整整一周，基辅也跟全国各地一样都在哀悼，痛哭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人们沉浸在痛苦、悲哀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之中。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用臆想出来的乌托邦诱惑了人们，现在，他已经给那架残酷的镇压机器上足了发条，而这架机器将把千百万国人送进坟墓。 莫斯科的领袖们发誓将继续列宁的事业。人们相信了他们。 生活逐渐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布尔什维克”的红色厂长依然为自己的职责而发愁。上班时，他一般只呆上半天。然后，把权力全部交给总工程师之后，匆忙去找伊万叔叔，去看那些马儿，对马的嗜好是从柯托夫斯基骑兵师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有的。他特别喜欢一匹名叫阿伊达的小母马。这是一匹漂亮的母马，枣红色，长着一双火热的深棕色眼睛，挺直的脖子和黑漆一样的鬃毛。符拉基米洛夫亲自给她套上鞍子，在工厂的草场的遛达。然后，他披上白色斗篷，腰间挎上马刀——布琼尼赠送的礼物——飞身上马，驰出工厂大门，朝大路的另一方飞驰而去。在这里，他用马刺刺一下阿伊达，沿着通往天际的田野飞驰而去。他从刀鞘抽出马刀，一路挥舞着，似乎砍剁着看不见的敌人的脑袋，飞驰着，扬起一路尘土，沿着无边无际的田野直到从前基辅的贵族区斯维亚托申。一两个小时之后，符拉基米洛夫骑着大汗淋漓的阿伊达回来了，他看上去幸福无比，精神饱满…… 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跟自己许多战友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过了一段时间，符拉基米洛夫被调到乌克兰当时的首府——哈里科夫。这里，他得到了重型机器制造工业企业设计所所长的职位。三十年代初他被捕并枪毙。他妻子的国籍成了他被宣布为日本间谍的足够证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欢迎各位将军先生
我们采购委员会前往德国验收武器装备，为了保密，全体成员的护照上一律为商人。但却被德国海军司令轻易识破。 一顿饭的教益：不要吝啬，不要贪财，不要对外汇发怵。 1940年二月初，前往德国的政府采购委员会是由经济专家、经验丰富的武器装备设计师、陆海军将领以及大企业的厂长等组成的。其中的几个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譬如德·菲·乌斯季诺夫。当时，他是列宁格勒一家国防工厂的厂长。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和优秀的管理人才，他引起了率领委员会的造船工业人民委员特沃祥的注意，斯大林后来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乌斯季诺夫的情况。战争伊始，乌斯季诺夫被任命为国防工业人民委员，为组织生产比德国更先进的现代武器作了许多工作。他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1979年参与了出兵阿富汗这样一个可耻的决策。 由于斯大林时期非常普遍的保密作法，采购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护照上都写着“商人”。这就闹出了一段笑话。 到达柏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德国海军司令列德海军上将接见了我们。我们跟在特沃祥身后进入办公室之后，看见了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身材消瘦，已经年迈，面部表情刚毅的老人。他身穿黑色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列德从椅子上慢慢地站了起来，挺直了高大的身躯，向特沃祥伸出手来，大声说： “欢迎各位海陆军将军们！” 特沃祥没有意料到这样一个称呼，本想解释，代表团成员都是“商人”。但是，列德做了一个反对的手势，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张《真理报》。他把报纸展开，好让我们都看见第一版。那里刊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新的军衔制和第一批授衔的决定。接下来是照片，其中不难辨认出我们采购委员会里的几个“商人”。 这次保密就这样难堪地结束了。特沃祥别无办法，只能摊开双手，露出自己无往而不胜的微笑…… 我们乘火车从白俄罗斯火车站离开了莫斯科。早晨到达了里加——资本主义拉脱维亚的首都。 我们将要在这里换乘德国火车，深夜经过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注＇前往柏林。我们把行李交到寄存处，在城里游逛了一整天。当时，莫斯科的供应要比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初好得多，但是，与里加相比却逊色多了。这里日用品和食品之丰富令人吃惊。我们从自己的报纸上了解到，在资本主义的拉脱维亚，工人和农民生活艰难，而早已经定居在拉脱维亚的德国地主们剥削普通人的廉价劳动，后者当然是勉强糊口罢了。在我们的概念中，那里的生活一点也比不上工农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莫斯科。但是，我们在车站附近市场上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所有这些是我们也买得起的。各式各样的鞋子，长短皮大衣，西服和绒线衫，唱片，唱机，收音电唱两用机，收音机，堆成小山一样的水果，蔬菜，肉铺里挂着的整爿的肉——简直叫人眼花缭乱。 我开始思量：如果德国也是如此丰富的话，那不应该错过机会，要给家人买一些好的礼品，而且我自己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于是我决定省钱。预先发给我们的美元马上变得值钱了，所以我已经后悔，在苏联拉脱维亚边境过境之后花50美分买了一块瑞士巧克力。 逛街之后，回到了车站，大家决定在车站附近的咖啡馆吃点东西。当时我们共有五人——其他人都在城里，还没有回来。俄语流利的服务生给我们分发了拉脱维亚语、英语和俄语的菜单，然后开始推荐店里最好的菜：荞麦米饭烤乳猪，乳山羊肉包土豆，苹果馅火鸡，还有其他许多叫我流口水的东西。但是我记得已经发誓不乱花外汇，所以称自己没有胃口，只叫了一份鸡蛋肉汤。其他人显然没有发过这个誓，所以很快，在我这一碗可怜的汤旁边出现了烤乳猪，还有火鸡，还有修士鲤鱼，此外还有一瓶冰镇伏特加，李子咖啡。就在身旁人大吃大喝时，我拼命只看自己的汤，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拖着时间。终于，服务生拿着小本子走了过来，准备结账。没等到我开口，坐在身旁的工程师瓦列金·彼得洛维奇·赛列茨基爽快地建议说：“一起算！” 然后对桌旁的人说，“回头我们平分，如何？”“当然了。”听到的是不整齐的回答。我嘟囔着说了声同意，但知道已经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当然不能承认说自己是为了省钱而叫的汤。因为大家都听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