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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贸部长作助手（2）
“这个我知道。我们回头跟库兹聂佐夫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调您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顺便说一句，您还不是党员。建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您向所在的部队递交申请，您将会被接受为预备党员。考虑考虑吧。明天早晨到我的秘书处报到，去德国组。那里托齐林和奇斯托夫会把所有情况介绍给您。再见……” 接待室里，那个衣着得体的男子，负责后勤的人民委员助理正在等我。 “我们走吧。我给您准备好了住处。”他请我一起走。 大门口等着的一辆黑色“别克”将我们沿着古比雪夫街拉到红场方向。当时，这条街上还是双行道。汽车在列宁博物馆旁边向右拐，然后停在了“大都会”饭店门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住到如此奢华的饭店里来。在二楼，给了我两间套的客房，带电话，有浴室和宽大的玻璃阳台。后来我才知道，布哈林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当时他把鸟的标本和猎物放满了整个阳台。“我不合适占用这么大的地方，有没有小一点的房间？”我问道。“没什么不合适的。”陪同我来的人反驳道，“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房间。人民委员会出钱。在没有分到房子之前，就好好住这儿吧。”“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来，东西在阿尔巴特街，斯莫棱斯基广场附近？”“当然啦。我步行回去，车子归您使用。这是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值班汽车。您有事可以调用……” 一切就像在梦中一般：跟人民委员的谈话，他关于递交入党申请的建议，这间豪华客房，以及我可以随时调用的汽车。当然，米高扬已经跟有关方面商量好了我的预备党员一事。显然，海军政治部也知道这件事。我是否愿意入党？我能够胜任在米高扬这样一个要求严格的老人身边的工作？很显然，入党是调入人民委员会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自己如何下定决心走这关键的一步？不能仅仅为了进入人民委员秘书处而这样做吧？不过，我明白，我已经得到了任命。同样清楚的是，米高扬毫不怀疑，我将递交入党申请并被接纳。可是，人是应该有原则的。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些。1934年，在乌克兰纪念列宁逝世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在没人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我被列入“列宁共青团”的名单，后来又忘记了给我们办理有关手续，所以我仍然不是党员。另一个方面看，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党引导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未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合法的接班人。那么，我作一名列宁党员，并在给我安排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哪里能想到，五十年过后，在1991年元月份维里纽斯流血事件之后，我却要退党了！…… 我这样思量着，坐在“大都会”房间的阳台上，被夜间莫斯科的声音包围着。底下可以听见从小剧院出来的观众压低声音在说话，有轨电车的铃声。左边，不断有汽车驶入“大饭店”。那里的几个餐厅开到凌晨四点。“大饭店”里的菜声名远扬，服务极其出色：老式的服务生还没有绝迹——这些人一方面十分自重，同时也非常认真仔细。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人民委员会。向托齐林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礼貌的好人，领导着人民委员的助理们。托齐林给我看了米高扬签署的命令副本：从现在起我是外贸人民委员的苏德经济关系秘书助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获释（1）
1928－1929年冬天，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 母亲没有工作，只能靠作家教补贴家用。 父亲被捕以及后来被释放，使我相信，无辜的人终究不会有事。 我怀着这种信念，坐在斯大林身旁，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 1928－1929年的冬天对我们一家来说特别难熬。天不亮乘坐冰冷、叮叮作响的有轨电车赶往卢基扬诺夫监狱，为父亲的事情担忧，我们家周围形成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状态，学校里的戒备态度使人心寒，压抑。更何况市里面一切照旧，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话说回来，为何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只有我们遭了难。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还在继续，基辅的生活条件表面上没有变化。克列夏基克大街已经改名为沃洛夫斯基——这是个外交官，1923年被白匪移民在瑞士杀害——这里咖啡馆里坐着衣着讲究的人们，电影院里挤满了好莱坞影片的影迷，马戏团里的演出节目欢快逗人。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当时我们实在穷得叮当响。父亲被捕之后家里没有一分钱。没有存款，也没有人想要帮助我们。妈妈靠教授英语德语才能挣些钱。 过了不久，基辅山洞修道院事件震撼了基辅人平静的生活。报纸和广播报道说，修道院的某个修士将一个姑娘骗进山洞，强奸了她，然后用斧子肢解了尸体。报纸上登出了被肢解女体的恐怖照片，罪犯的斧子和修士本人的照片。修士蓄长发，消瘦，眼睛像疯子。开始准备进行公开的法庭审理，有一大批证人，以及“淫荡”僧人们的受害者。当局制造出了一种假象，似乎在修道院内的金顶之下发生骇人听闻的恶行。 也许，在目前公开性条件下可以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在寺院之内有许多的龌龊勾当，或者是一起个别事件被利用来进行公开审理，以便此后对教会发起新的攻击。很久以来，基辅山洞修道院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帝国全国都被看作圣地。尽管有强大的反宗教宣传，对教士们多年的迫害，毁坏教堂和大量取消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却保全了下来，并继续在居民之中享有威望。所以，在当局看来，需要使它威信扫地。修士犯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成了发动针对修道院猛烈斗争的最佳理由。对恶徒的审理是公开进行的。就像观看演出一样，当局组织工人，学生以及附近农村的农民前来参观。组织了“劳动人民的要求”：立即关闭“淫乱与血腥犯罪的巢穴”，将僧人发配到劳改营进行改造等等。至少，挑动了部分居民反对修道院，结果，修道院被改成了民俗学博物馆。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父亲偶尔写来的每封信。当然，从这些信中无法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从卢基扬诺夫监狱能够不断地收信，我们起码能够猜想到，他因之被抓起来的那个“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至于其他的，他在信中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见面，叫我们不要气馁，叫我在学校好好学习。 三月初他来了一封信，叫我们非常激动。父亲说，调查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答应他可以跟家人见面。我的心里真是悲喜交加。 “我们什么时候，在哪儿见父亲？”我问妈妈，“如果见了一面之后，我们永远失去他，我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自己对内心的情感无能为力，忍不住会掉眼泪，甚至有点害怕这次相见。我能否勇敢地坚持下来，不会当着父亲的面大哭一场？他已经非常艰难了。 见面之前，母亲给我吃了许多镇静剂，她指望我在药物的作用下会变得不那么敏感。 见面被指定在跟我们所住的卡尔·李伯内赫特街平行的罗莎·卢森堡大街上政治总局大楼里。这里，两个受苦受难的德国革命家就像1919年在柏林的兰德维尔坎那遇难时一样，并肩在一起。在罗莎·卢森堡大街那幢楼的地下室里，俄国革命者以及移民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譬如我们学校的拉德什多克等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这真是命运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