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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过去方针办（10）
考虑到李桂茂后来的行为，可以认为他的这一番陈述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但是在当时不论他是多么的口是心非，他的决定仅仅在名称上也就表明了一种清晰的立场。更何况它还以3月8日为最后的期限，宣布此后若再有人坚持包产到户，则以党纪国法论处之。所以李云河称，这是一条震撼永嘉的“三八线”。
李云河搬出邓子恢来作最后的挣扎。他在县委的会议上说，邓老说过可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所以“我的办法还要坚持”。邓子恢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位被叫做“小脚女人”的农业专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当然不能成为李云河的挡箭牌。
可怕的风暴在4月初终于来临。一连串质问抛向李云河：包产到户是在鼓励单干，而使合作社完全解体，只是对富裕的农民才有好处，说穿了是资本主义；所谓“邓老指示”，不过是断章取义的诡辩；上拥邓老“指示”，下借群众“要求”，可见他还没有丝毫悔改的愿望。看来李云河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他还有权力。就有可能在宣传中夹带私货。省委工作组也开赴“燎原”，一进村就宣布包产到户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动来扑灭。工作组提出的报告说，“事实证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农民的生活好转”。但是农民已经有点按捺不住。那一天县长带领机关干部来参加劳动，合作社的社员们认为这个机会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禁止包产到户的不满，于是打着“没有饭吃”的旗帜，群聚起来，将工作队团团围住，从上午直到子夜、激愤的农民将一个姓叶的干部群殴致伤，把另外一个王姓干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个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几个合作社干部的家，方才觉得出了心中一口恶气。这时已是东方破晓时分。
农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党的干部们一时不知所措。假如毛泽东能在这个时候就把五年以后才肯说出的那句话说出来——“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事情的结局恐怕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他说，要让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表明此时他的心里全是反击右派的念头，其计划犹如一场军事性质的战斗。三周以后，他真的起草了反击右派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右派们“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这种局面使永嘉乡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队员为之一振。因为依照既成的逻辑，百姓的骚乱定是受了坏人的挑唆。这个推理很快又为事实所证明。右派分子章伯钧就在煞有介事地打击合作化的运动，说“农民在咒骂毛主席”。这样的人在温州也一定会有他的代理。于是，一个名叫诸葛邦寅的农民被指责为“右派首脑”，逮捕归案。此人几年以前即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则“借口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到处贩卖包产到户”，不仅造谣说已经获得政府批准，而且还打伤乡支部书记谢昌宝，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为恶霸地主，于土改当中被工作队处决。所以这一切都有了阶级的色彩，包产到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阶级“射向社会主义的一只糖衣毒箭”。
《浙南大众报》也从一片慌乱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后一天，充满激情的编辑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并且说包产到户有十个“大祸害”，那些热衷此道恋栈不去的人，简直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温州地区党的领导现在更加理直气壮地采取步骤，约束农民的私有欲望，其具体的部署叫做社会主义“说理大会”。据《浙南大众报》说，二十天里召集了上千次“大会”，教育了上百万农民。并且将一百七十二个合作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取消。永嘉县的党代表大会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作出决议说“要把包产到户彻底灭种”。
8月8日，李云河的上级领导召开会议，判定他的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李仍然痴迷不悟，他说“给我试验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云河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说他制造的“燎原事件”为“右倾”错误误（《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新华社还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通电全国，说他以邓子恢为后盾从事“断章取义的诡辩”。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邓子恢就在说了“可以包产到户”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说，“浙江某些县所实行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退回到单干”。这里所谓“某些县”，不是李云河的永嘉又是谁呢？
照过去方针办（11）
三十年以后以喜剧方式在全国上演的包产到户，现在则进入了悲剧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没在标语、漫画、口号和大字报的海洋中。包产到户和它的倡导者们受到公开的审判。在中国，这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李云河是当然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
李桂茂虽然中途勒马，反戈一击，亦属中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降低三级工资。
永嘉县农村工作部支持“燎原”的错误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缔。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局长胡宣哲，均为右派，秘书潘长平罪行稍轻，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二百多农民被当村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刑期二十年，未及期满即死于狱中。他叫徐适存，罪名为“破坏合作化”，其事实的根据是他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包产到户就是好”。
“燎原事件”遗留下来的“右派集团”，从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遗忘，即使今天亦鲜为人知。就数量而言，这些人在当日五十五万右派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它却包含着与其他千万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历程的起点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机，所以它在战胜了它的敌人的同时，也在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个事件的结局，还酝酿了中国此后历史的一个基点，即以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取代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探索，以专政的高压迫使人们保持思想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当事人中，并无一人可以自诩当日在沉舟侧畔保持了彻底的高风亮节。他们都多多少少地表现出双重的品格。最坚定者如李云河，也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自我责难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则更值得心理学者加以考究。对于“燎原”的包产到户，他由犹疑不定转为坚决支持，继之又坚决地予以反对和打击，却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终于落难之时却把包产到户的大批资料卷宗珍藏起来，历经无数抄家游斗颠沛流离仍使之完好无损。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严厉批评过的下级戴洁天在监视和强制之下劳动，遂驻足观看。这一来，一幅令人心酸的场面就永远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三十年后他还如泣如诉地加以描述：“我见到他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面黄肌瘦，双手不能举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内心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戴洁天此时却在为了不能向妻子儿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难眠。“幼儿四口，嗷嗷待哺，炊烟常断，啼饥号寒”，他悲愤地写道，“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饭菜香”。在另一首诗里，戴又表明他的悔过认罪全为被迫之举，在他的心里则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气概：“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这表明党的干部们在特殊年代的复杂心态。虽然他们中间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们敢于直言犯上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强制性的手段虽可令人俯首就范，却永远无法征服其内心世界。
我们国家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由农民中崛起，但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农民。农民们不通文墨，没有政治意识和组织的习惯，易于为人煽动，却又逆来顺受。除非沦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总是惮于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属于简单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却有着出奇的敏感，其行动常由利益的动机来驱使。他们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是因为相信党能够给他们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党的官员出身于农民或熟知农民，竟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1958年l月，当毛泽东的火车开进南宁之时，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经济指标：“15年就要超过英国”，钢产量还要增加，这些都必须实现。至于下面这个部署，他认为虽有疑问，却值得一试：一年完成十二年的粮食增产计划、十一个月消灭文盲、半年实现水利化、麦收以前把全国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部杀死。
照过去方针办（12）
不管怎样，原拟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粮食和三千五百万担棉花的产量计划肯定是保守的，就算已经提高的计划——二千一百五十八亿公斤粮食和四千零九十三万担棉花，也不能代表新的形势。农业部的报告已经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四千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副总理谭震林也出来宣布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