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斗争。邓演达是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
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北伐
大革命立下卓著战功的三民主义忠诚战士，蒋介石当面欺骗宋庆龄，矢口否认逮捕
了邓演达，并在下台前急忙将邓杀害。
蒋介石把魔网张挂妥当之后，于12月14日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
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准备下野。沪粤方代表决定，蒋一旦下野即赴
南京。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
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
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
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的辞职呈请
予以慰留。
当天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他下野是因为：胡汉民微日（五）通电，且有必
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得实
现。他还指责全国民众谴责他的投降政策，是“日滋无负责之批评”，使他“莫衷
一是”。标榜他的辞职之举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16日，蒋介石又
在国府谈话会上称他的下野之举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虽系辞职，仍
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惟汪精卫。胡汉民知道问题复
杂，故均称病不来，分别留在上海和广州观风向。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乘飞机
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蒋介石临行前，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
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
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果然，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二天，就人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原想挟中原大战获胜的余威底定国事，登上总统宝座，不料在各派政治
力量的反对下，在日本军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
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
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
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
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
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
中全会闭幕。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
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
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
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
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
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
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
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
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
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
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
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
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
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
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
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
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
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
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
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
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
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
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
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
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
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
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
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
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
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
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
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
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
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
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
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
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
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
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
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
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
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
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
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
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
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
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
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
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
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
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
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
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
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
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
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
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
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