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消息走漏，遭到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预。但在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竭力周旋下，会场从东京转移到横滨成功举行。这时，几百名留学生挤满会场，聆听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家的最强音。到日本之初，鲁迅等人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鲁迅被分在江南班。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听讲演”。但鲁迅对那种“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式的嬉皮式讲演并不赞成，认为只引得一场大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通过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这时鲁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强烈。 当时，中国人的长辫子被日本人讥刺为“猪尾巴”，清政府曾致电日本外交部，谓中国留学生若有剪辫者，勒令蓄发，如不蓄发，将其驱逐出境。1903年春，鲁迅毅然剪掉辫子，成为江南班剪辫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便是以此为题材。“富士山”被削平，使他感到浑身是那样轻松和解脱，他情不自禁地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并将此照送给了他的浙江同乡、至交好友许寿裳一张，照片后面题写一首七律，名曰《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剪辫子作楔子，表达了他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无比热爱，以及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曾解释四句诗的意思：“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一文中，回忆鲁迅在日本的生活时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鲁迅不仅研究中国国民性，他还拿日本国民性来两相比较，从中寻找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求抑缺扬优，振兴中华。探求救国之道和博览群书是鲁迅在日本的两大精神需求。清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除了交纳学费和购买必需的生活品，所剩无几。因此鲁迅经常节衣缩食，以便有一点余钱可以逛东京的书店。他所买的书大都是日文版的有关西方古、近现代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如希腊神话、罗马神话，裴多菲、拜伦、尼采、凡尔纳等人的著作，其间，鲁迅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将它们介绍给国内中国读者。1903年2月，浙江籍留学生同乡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浙江潮》，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蒋百里致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又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我杂志亦如之，因以名。”阐述了《浙江潮》的创刊宗旨和精神。后该杂志改由许寿裳主编。鲁迅接受稿约，根据译文材料编著《斯巴达之魂》一文，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小说”栏，文章借斯巴达的故事，激励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魂，以振兴中华。
鲁迅小传（3）
1904年秋，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没有进入清政府指定的东京帝大工科所属采矿冶金科，而是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术。因为他认为：“……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学成回国，不但可以救治像其父亲那样的病人，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在仙台，学习任务非常繁重。鲁迅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还要学习二三门外语。对于改换专业的鲁迅来说，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但他凭着刻苦用功，使成绩在同年级的一百多名学生中，处于中上等水平。但这个成绩，很快遭致日本同学的嫉恨。他们怀疑老师泄露考题给鲁迅，甚至给他写来充满民族歧视的侮辱信。而最使鲁迅难堪和痛苦的，不是个人受辱，而是对中国整个民族形象的严重歧视和侮辱。一次上课，老师讲完课，下课时间还未到，为了打发盈余的时间，他照例拿出一些风景或时事画片给学生看。其中一张上面是关于中国人的，画面上“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人是因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为此，鲁迅等不及从仙台医学院毕业，便毅然决然地退学了。因为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身体素质还在其次，主要的还是精神。“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仙台，鲁迅也遇到了真诚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日本人。有时他生病了，日本同学中也有人来问候他，关心他。但令鲁迅终生难忘的，是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帮助和友谊。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相赠一幅自己的小照，相片后题写“惜别”二字。后来，这帧照片一直伴随着鲁迅，挂在他的书房里。并且，鲁迅还专门写了《藤野先生》一文，以示怀念。1906年4月，鲁迅告别仙台回到东京。同年夏，鲁迅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急忙回国，原来母亲是叫他回国成亲。为了不使母亲伤心，鲁迅只好违心地同比他年长3岁的当地女子朱安结为夫妻。从此，又为了不伤害亦是传统婚姻的受害者朱安，鲁迅只好一生端着婚姻这杯“慈母……误进的毒药”，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自是常人所难体会的。婚后第四天，鲁迅便携同官派赴日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一起回到东京。鲁迅进入东京的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但当学生的成分倒小些，而是积极、坚定地开始他一生的文艺活动。早期，鲁迅不是想自己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翻译，而且尤其注重翻译短篇文艺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同时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著作，以便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看是否可以将其作品介绍给中国，他当时关注的大多是东欧及亚非等国家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当时的东京，已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划中心，反清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早在1905年8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等三个反清革命团体便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因为与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浙江同乡陶成章是朋友，鲁迅本人也加入到光复会。因此，在他的东京寓所，陶成章、龚宝铨、陈浚、陶望潮等光复会会员便三天两头登门来聊天。他们谈的话题或是目前的革命形势，或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或是文学艺术等等。有时争论开来，口讲指画，生动激烈。要推动文艺运动，首先必须有一块阵地作为支点。鲁迅开始思考办报刊、杂志的事业。 他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取名《新生》。赞助资金联系好了，同仁也邀齐了，甚至封面、插图等等都设计好了，不料，随着出版之期的接近，赞助商又反悔不支持并撤了资金，《新生》最终是流产了。与此同时，光复会重要成员徐锡麟、秋瑾等先后起义失败，惨遭清政府杀害。噩耗传来，鲁迅悲愤难抑，心情陷入极度苦闷之中。一连串沉重打击，并没有使鲁迅一蹶不振，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定地行进在革命征途。其间，鲁迅写出了一系列长篇论文：《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先后发表在《河南》杂志上。这些文章，或是诠释黑格尔的进化论，综述人类演进历史；或是藉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一方面阐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批评那些“死抱国粹之士”，并指出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尤其应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学习和应用；或是痛斥那些冒充“识时之彦”的新派人物，并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等。尤其是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充满反抗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欧洲诗歌和作者，还提出了文学的战斗性，并感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熙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对那些所谓的维新派人物失望的同时，这些言论也可以说是鲁迅决心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心声吧。 1908年春，鲁迅同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朱谋宣五人在本乡区西片町合租一栋房子，号称“伍舍”。这所房子不但漂亮美观，而且庭院广大。鲁迅等人遂遍植各种牵牛花，每到微风袭来，花香阵阵，很是惹人怜爱。这段时期，还有一件事使鲁迅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他同许寿裳、周作人师从光复会领袖、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章太炎的深厚国学知识，还有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刚正不阿、不媚权贵的学者傲骨，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盲从古人的文人气质，锋利无比的辩驳言论等等，都使鲁迅敬仰有加，受益匪浅。许寿裳曾回忆说，“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语，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这段回忆，充分体现了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治学态度。次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本着文学改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