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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家庭也是需要经营的。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任何家庭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就看你如何去协调。我现在的心态与五六年前大不一样，现在我要的是稳定，一定要稳定。
女人漂亮也好，美丽也好，这些都注定会消失的。你怎么来延续自己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美？那就得靠你的事业、你的品行，只有它们才能够将你的美延续得更长远。女人的美只占一生中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要靠你的本事、你的为人。
易：面对母亲、妻子、剧院副院长多重身份，你如何平衡？
陈：站在妻子这个角度，这几年我特别希望稳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庭也很重要。做个好妻子很难，因为我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头衔，男人一般都不希望妻子太强。我并不想表扬自己，但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很抵事。首先我从不乱花钱；第二我很顾家；第三我很爱整洁，只要不是精力顾不过来，我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小时候住的条件很差，父母长年在外演出，常常把我放在亲戚朋友家里，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特别希望有个温馨的家。我可以这样说，我现在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还有一点我做得很好，就是我在家庭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说，我觉得孩子的成绩并不重要，不能学得太死，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成才固然重要，但做人更重要。我从来不打骂儿子，但是他最听我的。记得有一次带他去伊藤洋华堂吃东西，说好不超过三十元，他吃得很满足。后来他看到奥运福娃，就闹着要买。我说不行，如果开始你要买福娃，那就不能吃东西，只能选择一样，因为说好了在三十元以内开支。儿子哭闹着不走，我就坐在一边等他，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坚决不妥协。等他哭够了，我就给他讲道理，最后问他想通没有，他说想通了。平时我会经常对他说，妈妈很爱你。做母亲的，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心意。
易：能用一句话来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你一生的影响吗？
陈：我们国家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我更多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还将继续受益。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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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川剧院在白云巷3号，”陈巧茹清脆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东风大桥与水碾河之间，到那儿一问都知道的。”说话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印象中的陈巧茹应该是干脆利落的女强人。
白云巷，极富诗意的街名，让人不免想起杜牧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可当我站在白云巷3号成都市川剧院的大门前，却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剧院大门立柱上的红漆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露出灰白的底子，上面隐约可见一行带着点金色的行书——成都市川剧院。院内是几栋灰色水泥墙面的旧楼，只有办公楼外墙刷上了黄色的涂料，看上去醒目一些。在周围高楼大厦晶亮的玻璃幕墙映衬下，这里如同上个世纪留给人们的一处充满回忆的纪念地。
陈巧茹正在开会，透过玻璃窗，她一眼看见我，巧笑招呼。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院长办公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书柜和一组沙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上的彩色演出海报——陈巧茹主演的《欲海狂潮》。
眼前的陈巧茹穿着米色格子裤，黑色紧身上衣，身材玲珑、修长，一双凤眼顾盼生姿，鼻梁挺立、嘴角含笑，天生演戏的料子。“你先看看资料，我开完会就来。”她体贴地说，打电话让人送来一本精致的宣传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陈巧茹翻开宣传册说：“今年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演出了我们川剧院的保留剧目《红梅记》和《欲海狂潮》，上面都有介绍。”
采访显得有点随意，一是我没有准备一问一答，二是我想让采访变成两个女人间的闲聊，三是拿陈巧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跳跃思维。因此，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从没看过她演的戏。这样反而让我拥有无限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去感受、探究甚至猜测面前完全陌生的对象。
采访出来，白云巷车少人稀，清静闲适。这时，陈巧茹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她的生活与普通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学戏、工作、结婚、生子。不过，从她的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她拥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她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中攀升，从不停滞。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一波接一波，不断向外扩张，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走向省会成都，从成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巧茹说：“我不是女强人。”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聪慧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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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用图片，除单独署名外，其余均由受访者提供。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1）
樊建川近照 人物简介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知青。1976年参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1981年到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5月辞职到成都打工，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3年，以个人名义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于2005年8月15日开馆。
陈田（以下简称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你搞收藏，是一个对岁月流变特别敏感的人，回顾这三十年一定别有滋味。很有意味的是，综观你这三十年的生活轨迹，和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环环相扣。
樊建川（以下简称樊）：我是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的噻！我写文章，出书，建立全国第一座不屈战俘纪念馆、第一座援华美军纪念馆、第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第一个手印广场……拥有许多个“第一”，没“牺牲”，没当“烈士”，说明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了。最近，我领受了两项荣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美国布莱恩特大学“荣誉博士”。布莱恩特大学这次只颁发了两个“荣誉博士”，另一个给了乔治？布什——小布什的老汉儿（父亲）。我就这么成了小布什他老汉儿的“同学”。
1976－1980：当兵、上大学
陈：那你可太威风了。几十年荣耀一身嘛！我记得你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荣誉，好像恰巧就是在1978年？
樊：是啊，1978年的《解放军报》上还登载过我在“打二锤”比赛中得奖的消息。
陈：啥子是“打二锤”？现在的年轻人怕是不晓得了。
樊：相当于施工，一只手掌到钢钎，一只手抡锤，看可以连续打好多锤。考你的体力、臂力，技术要好才行。1979年我就上大学了，第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对林业生产提出了一些看法。还是大一学生哦，就发表理论文章了。
陈：恢复高考是1977年，你咋个1979年才上大学呢？
樊：我爸是军人，妈也是，他们都打过仗，打过土匪，我也就参了军。当兵两年后才能考大学，所以是1979年上的大学。算上下乡和当兵，我从事体力劳动四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更谈不上电，喝稀饭、吃菜团子，整天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瘦得只有九十多斤。饿晕过两次，晕倒了，送到医院去看病，说是低糖。用红糖化成水让你喝了，就不管了。当兵练得肺部撕裂，吐血，父亲寄来云南白药，吃一口喝一口酒，好惨。所以我现在做博物馆舍得干呢，八天拼出一个地震博物馆，就是因为做过比这个更艰苦的事情。
1981－1987：平静悠闲的教书生活
陈：你毕业后去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段经历你谈得很少。
樊：在第三军医大学的七年（1981…1987）我最悠闲，没压力。课讲得好，学生喜欢听。还读了不少书。1981年我在《红旗》《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而美国农村人口仅占百分之五；我预测我国农村人口将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将减少百分之三十。果然言中了嘛。《经济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办的，发行量几十万，在上面发表文章很厉害了。回想起来，当时又在大城市，在大学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
陈：那你咋个舍得离开大学，回到宜宾呢？
樊：主要是太轻松平淡了，轻松到从来不用讲稿，成天端个茶壶，太闲了，身体倒是养好了。1987年我满三十岁，把自己教书匠的未来看得很清楚。这种生活，一眼看穿，很难受。所讲的课早就烂熟于心，生活却很麻木，没有动力。回宜宾，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高收入变成低收入，从能掌控自己的前途到不知未来，决心很难下，但还是想回去。
1988－1992：在宜宾当官的日子
陈：回到宜宾，其实你做得很好。
樊：是啊。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