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多次和她进行彻夜的长谈，一个苦口婆心，一个却嗤之以鼻，结果是不欢而散。
最后我姐斩钉截铁地撂给我爸几句话：“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是世界观问题！这是我的前途问题！因此，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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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一个无畏的军垦战士
我姐叫白静，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三十五中学。
父亲拗不过女儿，便偷偷来到了学校，找“军代表”谈话，力求能照顾则个。
恰好“军宣队”里的一位领导也是四野出身，和父亲还真挺谈得来，对纪元所陈述的“家庭困难”表示理解，他把大腿一拍爽快地说：“老战友哇，你看这样好不好？想办法到医院去给她开一张证明，只要这批榜上没有她的名字，白静就可以留城了。”
父亲千恩万谢，两人除了紧紧握手之外，临别时彼此还行了个让纪元久违了的“军礼”。
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不动声色，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到了“张榜”的时候，我姐一看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便上蹿下跳，四处打听。同学们用轻蔑的口吻对她说：“白静呀，留下来伺候你的病爹吧……”
“咱们‘军代表’可说啦，白静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先天不足。人还没有枪高呢，可别让革命的重担给压趴下……”
这还了得吗？我姐“泪飞顿作倾盆雨”，红着眼睛疯子似的跟家里闹开了。那动静，大有要“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小嘴儿厉害得像一挺搂不住火的机关枪，吧嗒吧嗒，将自己的父亲“批得体无完肤”！
这还不算完，又向“军宣队”递交上血书一封，表示军垦她是非去不可，不惜与自己的家庭决裂！
我那未满十五周岁，乳臭未干的姐姐呀，终于用鲜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军垦大军，“建设钢铁边疆”的“边”字六师五十五团的“光荣榜”上。
嘿，您瞧瞧这两下子，甭用人教，跟她爸爸当年在战场上的冲动好有一比。
我姐姐胜利了，坚持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小将们胜利了，父亲沉默了，许多孩子的家长都沉默了，沉默到了一句话都不敢多说的地步，也许是因为寒了心，也许是被自己的孩子给“镇压”了。
我姐临走的前几天，我们家都快成了这些“准知青”的活动据点，几个嘴上没毛儿的愣小子，踪着几个梳着歪辫儿的黄毛丫头，一天到晚地嘻嘻哈哈，唧唧喳喳，整个是一群“乌鸦与麻雀”。
张三说：“这几天我们家在给我打行李，嘿，我奶奶那个老不死的，偷偷塞给我一块旧怀表。啥资产阶级的破玩意呀，我啪的一下子就当着她的面给摔烂了……”
李四说：“你们听说了吗？上一批×××临走的时候，躲到女厕所里偷偷地扎在她妈怀里哭，臭德行样吧！——我可有话在先啊，咱们出发的时候谁都不准哭！”
“对，谁都不准哭！谁哭就把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其他的人就迎合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哎！这群小兔崽子，怎么就这么生分呢！真的就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难道都是从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
工夫不大，“乌鸦”和“麻雀”就一哄而散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父亲咬着牙小声骂了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远行的孩子真的没哭，但是他们的家长哭了，我的父亲纪元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在灯下用他那比女人还要纤细的手，一针一线地为女儿缝补棉大衣。再没有类似蒜条金之类的宝贝可以往里边藏了，父亲就把当年梦璋曾逼着自己穿走的那件皮坎肩找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拆开，将柔软的皮毛悄悄垫进了我姐的棉大衣里，祈望它能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为女儿聊挡风寒。
父亲一边缝纫一边默默地掉眼泪，那是男人的眼泪，苦涩而又复杂。伴着眼泪的，是他大口大口咯出来的鲜血。
。。
来自北大荒的“呼救”
1969年的10月24日，我姐终于盼到了出发的哨音。
那一天偏偏是瑟瑟秋风，冷冷苦雨，父亲带着我；来到学校为女儿送行。
其实我姐是个挺矫情的女孩，从小就总跟我打架，而且永远是她“战无不胜”，我曾经恨得她牙根痒痒。于是暗地里想：她走就走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少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了。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眼泪，尤其是在最后分手的那一刻，我姐快速地、偷偷地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又使劲把我的手攥了两下，那意思是：“别声张！”
我觉得我姐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疼人，于是就拽着她的衣角哭着嘟囔：“不要你的钱，你能不能别走？我再不跟你打架了……”
父亲一把将我拉开，把那一块钱重新放进我姐的衣袋里，然后又掏出来少许零钱，让她看着将这把零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中，我姐就朝我们微微一笑，然后紧紧地咬住嘴唇。
队伍集合了，我姐因为个子矮就排在第一行的第一位，她手里举着红旗，小辫儿甩来甩去，胸脯腆得老高，标准的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造型，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只是那本该出现的灿灿曙光，不巧被眼前的冷冷秋雨所掩，因此给这激动人心、蔚为壮观的场景大打了折扣，以至于不少人的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踩着欢送的锣鼓点，人们努力地露出近似呆板的笑容。
指挥员一声口令：“报数！”知青们用碎步把各自的位置找准，向前边的人看齐，然后高声喊道：“一——二——三——四……”报完数，他们就列队出发，爬上一辆辆敞着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姐排列的那只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举起手臂，最后一次向女儿招了招，并把身体尽量向前倾过去，想凑得再近一些。他朝着我姐喊道：“白静同志，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一阵劲风掠过，呼啦啦的红旗漫卷。
那旗子呀，就像一块轻柔的红色纱巾，抚摩着我姐稚嫩的面庞，我惊愕地发现，贴在她脸上的那一角红旗，刹那间竟被沁湿了。
两个星期过去，我姐寄来她赴北大荒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开头，就十三不靠地甩出来两句豪言壮语：
“我愿做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不当城市温室中的花朵！”
并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棉制的军大衣，头戴军棉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要不然还真以为她是个女兵呢。
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起来了，他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来，照例小心翼翼地在女儿这张相片的背后题诗一首：
“革命小将胆气昂，英姿飒爽赴边疆。保卫祖国立壮志，忠于人民忠于党！”
诗句写好后，他用两个手指尖捏起照片，对着灯光轻轻地用嘴吹拂那上边的墨迹，悠然自得的神色之中还带着点骄傲。
然而，纪元为女儿“题诗”的墨迹尚未干透，女儿的第二封信就“追”过来了，在几张“充满革命激情”类似讲用稿的信札里，藏着一个小纸条，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快救救我吧！我错了……这里天寒地冻，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耳朵都冻坏了，脚上裂的都是大血口子，疼得都走不了路……我想回家，爸爸，您快帮帮我呀……”
对于父亲来说，这不啻于是女儿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我姐当时还不到十五周岁，客观地讲，她的确“遭受”了现在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罪”。回家？谈何容易呀！
看着这张“不可告人”的小纸条，父亲的脸色先是铁青，接着又变得煞白，他想点燃一支香烟，但手却颤抖得厉害，怎么也点不着。突然，他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张大嘴“哇”的一下子，吐了满地的鲜血。
我清楚地记忆着，这是我目睹我父亲的第二次大出血。
那一年我妈在湖北干校，我姐在东北军垦，家里就再没有别的女人了。刚好剩下父亲、哥哥和我，这大、中、小三条光棍儿。
关于我姐后来知青生活的“下一回”，就用不着我去“分解”了，当他们历尽了北大荒的苍凉与寒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返各自温暖家庭的时候，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情。
那年我姐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了家门时，面对眼前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衰老许多的父亲，她并未表示出太多的忏悔，只是满脸无奈地、带着几分俏皮地说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猎户老常”的一句台词：“咳！八年了，别——提——它——啦！”
却不知八年之中，父亲为她吐了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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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退休”
从七十年代起，父亲便拖着病弱之躯，艰难地支撑着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并艰难地继续接受着组织上对他的种种考验。
因为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必定不能像健康人那样，可以生龙活虎地投身到“反修防修”和“斗、批、改”的火热战斗之中。于是，他被安排在文化局系统，一个叫做“暂休连”的编制里。
这个不伦不类的部门，据说是专门安置那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老弱病残，他们被集中在一起进行“暂时休整”，这些人被看作是那个时期有点另类的“特殊群体”。
在这里，纪元被当成了名副其实的病号，他自认为是龙困浅滩，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