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和在民众中得到呼应。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走出零和游戏创造双赢局面，就要警惕和防止国民心态中的“新民族主义”倾向。
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指标，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包括日本的经验来看，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让农民不再是穷人。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看看中国城市里到处的吊车和脚手架，不会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怀疑。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作出调整，而那将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坎坷的历程。但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了，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中国人想告诉日本什么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统计都显示，中日贸易总额突破了1 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似乎也达到近30多年来的顶点。打开因特网看一看，中国那些充满轻蔑、嘲讽、谴责、愤懑、抗议以及号召抵制日货的民间帖子，透着一种强烈厌日的心态和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激进情绪。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有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搞不清楚，中国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好像中日两国
将要处于一种新的敌对状态似的。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两国人民的心态并没有随之而发生变化，由此形成历史心理积淀与现实利益格局的激烈冲突，使得中国的“厌日情绪”和日本“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
这个巨大的时代变化，就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尽管日本的经济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糟，而且还有复苏再起的迹象，但毕竟日本战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如此受挫，对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二十几年前都在谈论“日本第一”、“日本独占鳌头”、“日本经验”、“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的西语世界，现在却转而谈论“日本惟独不是第一”（Jan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是亚洲的领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都产生了刺激，并促成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的一些国民认为，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的窝囊气。日本人带有偏执的、欺弱怕强的、总想控制别人的岛国心理，对中国一贯实行钳制和居高临下的压制手法，现在中国必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中国50年后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本来也还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欺凌、屈辱、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态度，往往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且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气愤。
日本的学界，目前也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青年一代越来越强烈的厌日情绪，一方面是受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政府对日采取的强硬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压制的民众，企图借反日这个“安全”的政治话题来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但是，习惯于走上层路线的日本，如果到今天的中国去深入调查一下民众的感受，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绝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舆论早已不是千篇一律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没有谁能够主宰网上的声音，他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一下，那些中国社会深层的变化，会在未来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而不要总是看着新闻报道发表感想。
中日两国其实都是爱好脸面、缺乏幽默感、难以容忍自嘲的民族。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曾合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大揭美国驻外使馆人员的无知和自大丑态，出版后民众并不以为然，美国国务院还拿去认真研究，说是“发人深省”，推荐给美国驻外人员看，后来好莱坞的导演还把它拍成电影。20世纪50年代，日本原驻阿根廷大使高桥敷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也因此丢掉了职位。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更受到国人的极大非议，甚至有人斥其为汉奸。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时也有些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讨厌法国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大和自负，觉得法国人是落伍贵族式的“老欧洲”，还总想和美国分庭抗礼、独树一帜。而法国人觉得美国人除了有钱之外就有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那与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识200以上的数，你说几千年文明只能说几千美元他才明白。假如问一个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法国人他脑子里代表美国的词汇，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强权”、“暴利”、“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问一个自负的美国人他脑子里法国人的形象，他会不屑于回答地反问一句“法国在什么地方”？
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本着中国人观察问题的视角，想告诉日本人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方面：
一、“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这不是按照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是按照国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标准。中国人并不想让现在的日本人背上原罪或替父辈赎罪，但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日本青年留下他们父辈所谓为拯救亚洲而与欧美列强孤身对抗的“战争记忆”，中国人希望对那段历史达成的共识，能够成为中日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走向未来友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样的是非问题上都难厘清，“麻烦”就会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现实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摩擦事件串成一条逻辑的链条，加深心理的裂痕。
二、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它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和心理学家曾写过一本题为《微笑的日本》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短时期很难把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出发，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他们看了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认为中日之间经济上将不是互补而是互争；看了中国的西部乡村，觉得中国还是如此贫穷、蒙昧；看到中国残留的“大锅饭”体制，又觉得中国的政府专养懒人。同样，看到网上漫天飞舞的帖子，就以为中国人都是排日主义者；看到几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就真以为中国有了什么战略新变化。
三、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中国有一句俗话，“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要把“私域”和“公域”分开的意思。日本社会是一个很讲究“人脉”的社会，外国人也都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很重要。但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非常脆弱。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互益，才是两国友好的真正现实利益基础。日本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庞大的、迅速成长的消费市场，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长期合作，对两国人们的福祉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商界，不能低估中国的消费眼光和潜力，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家用电器和网络的消费市场，日本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