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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要把美国看得一好百好
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多年，日本也有一种舆论和心情，希望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除弊图新，在企业制度和其他方面，更快地向美国体制靠拢。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每一种制度都有它所适应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所谓的“惟一最好”（One best way）。中国乡镇企业过去的地方合作主义体制（local corporatism），曾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也暴露出它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过去就是完全错的。在任何二元的制度理性类型之间，都有很多中间的适应特殊条件的有效形式。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但绝没有到“养懒人”的地步，因此，改革也要“渐进式”，不要出现中国有些领域出现的旧的失灵而新的无效的“制度真空”。其实从外来的眼光看，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本还是生产成本过于昂贵影响了竞争力，而不是技术、管理和质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所以对“产业空心化”的议论也要有新的认识，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五、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比较善于向强者学习，也比较善于把握时机进行调整和转型。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但现在时代确实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类似于当年增长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
转移，而如今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会使这个过程的速度也加快。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趋势还有很大的疑虑，但近若干年来却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印度、越南经济增长的强劲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例证。所以，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的时候了。
六、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Social…Corporatist Capitalism）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在初期阶段，在普选制下，也是一党长期执政，在这个阶段之后，则进入群雄相争的弱势领导时期，使领导人很难进行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和调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们，在众目睽睽的电视镜头里大打出手的局面，实在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在“社会稳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让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或“中国知识界批判意识的丧失”，但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他们也担忧在中国一旦“法团主义式的民主”介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否会走向一种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国自然需要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七、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在很长一个时期，亚洲经济发展呈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天空是冷战的背景。但冷战以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新“东盟”地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这个“新东盟”，像欧盟一样，是对等互利互惠而不是大国操纵。有些人认为欧盟是法德核心，其实看看欧盟国家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分裂，就可以知道这个核心实际上不是那种具有主导力量的轴心。中国自身有很多发展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这对中国来说是真正决定人心向背、社会兴衰的问题，所以至少50年内，中国应不会谋求“树大招风”又对改善国内生活无益的“国际影响”和超出自卫需要的“威慑力量”。对中国现代转折功德无量的邓小平，政治遗产之一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总之，所谓“中日争夺亚洲老大”，并非中日摩擦的关键利益所在。
八、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欧洲，有一些具有“和平中立”传统的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它们可以说是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典范，其生活福利水平、社会秩序、国民素质和道德修养等，都可称的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楷模。但在亚洲并没有这样的国家，也许新加坡以后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不过人们希望日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人也希望自身的财力能够更集中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多少资源，我并非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对那些为了复仇而不惜平民生命的恐怖主义者深恶痛绝，对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这种“以暴制暴”的“牛仔政策”也甚为忧虑，难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还要重演“百年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的悲剧吗？我相信更渴望生活幸福的新一代，具有更高政治智慧来解决那些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争端，他们也许会把祖辈“野蛮—文明”的斗争策略，看成致使恩怨永无休止的、早已过时的“江湖习气”。
九、日本不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是一个很注重团队力量的民族，这种共同奋斗的民族精神，应该说对日本取得今天这样的骄人经济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在经济力量快速增长而政治影响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以及社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蔓延。而个别事件的误导，更会扭转这种情绪的方向。我从图片上看到每年“8。15”靖国神社前常有的日本旧军人着军装持刀列队致敬的景象，我就想，如果德国现在有人集体在大街上穿纳粹军服、行纳粹军礼，德国民众应该是什么反应？日本自然在民主体制下允许任何人自由表达想法，我也相信这些旧军人或遗属团体没有太大的民众基础，但普通人的“可以理解”而不是“难以理解”的反应，毕竟是一种心态象征，即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并不一定会真的走向过去的“军国主义”，因为富裕起来的一代会对战争有心理排斥，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十、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比较开放的。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观察和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看，在日本各领域里工作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籍和外国人）的比例，在亚洲国家中应当是相对较高的。不过在日本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公共场所的标示，基本上都
是日文，让英语世界的游客很不方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日本的一般民众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比较差，出外旅游，也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说不好英文的就缄口不谈，怕失去自尊。你在大街上用英文问路，对方是听明白了，但却叽哩呱啦地用日语回答一通，让你如坠云雾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与白人的婚姻可以接受甚至视为荣耀，但对与有色人种的婚姻则多有非议。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靖国神社和中日不解之怨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没有到过日本东京的中国人，有两个地方他们听说得最多，一个是“银座”，它是日本现代商业繁荣的象征；另一个就是“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眼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