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蟮亍Ｕ拍朔镌�20世纪60年代初，利用出差的机会曾回家乡看过。老宅成了工厂和仓库，自然是进不去了，只能绕到荷花池最北部的石拱桥上往南眺望。那时看到九曲桥和湖心亭还在，只是破败不堪，桥上铺的石板有的已经脱落，掉入池内。从1960年代初至今一晃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桥上的那些石板也该掉光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人多高的芦苇。
那么，既然老宅院与新宅院仅一墙之隔，当年为什么没被日本人烧掉呢？推算起来，大概要归功于那高出屋顶一二丈高的封火墙了吧。高高的封火墙把张家老宅院紧包密裹，就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今天的张静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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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1）
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适园三代藏书
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大批张氏家族的藏书，是张石铭、张芹伯、张葱玉祖孙三代的藏书。
据该馆老研究员苏精先生撰文介绍说：“张钧衡（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十四万册善本书籍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于先，继之公家力量保藏于后，传诸久远可待。比起蒋氏‘传书堂’的灰飞烟灭、或嘉业堂的离散四方，真是幸运之至。张氏父子、祖孙是可以了无遗憾了。”9
这些足以“了无遗憾”的藏书究竟是些什么书呢？
苏精先生在《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张钧衡适园》一文中介绍说，张石铭适园藏书的精华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丰富的宋元珍本藏书。
在1916年张石铭印行《适园藏书志》时，他的藏书就已达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到他的长子张芹伯（乃熊）编《芹圃善本目录》时，所藏宋刊本已达88部、元刊本已是74部了，这就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其实，这个数字还不是适园宋元版本的全部。
据张芹伯的三儿子，现年70岁、寓居苏州的张泽璂先生说，在《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还不是适园善本的全部，因为在1941年（郑振铎代表重庆方面前来收购古籍）之后，家中还留有不少藏书，这些书后来分为三个部分散出。
一部分在1950年代初，张葱玉与郑振铎再次来到张芹伯家（当时张芹伯已去世，其夫人郭后全尚健在），动员家属向国家捐献藏书。张家捐献了一批书，其中仍不乏宋元版本，张葱玉事后还有奖状送来（这个奖状后来毁于十年浩劫）。至于捐书的详细目录，也毁于十年浩劫，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应有记录。另一部分在1950年代后期及三年困难时期，张芹伯夫人为了生活逐渐卖掉了。最后一部分，是郭后全留给三儿张泽璂的一部善本书。因为解放后张泽璂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生活不富裕，其母为其补充营养，给了他一部其父留下来的古书。张泽璂后来将此书带到苏州，在护隆街的古旧书店里卖掉了。由此可知，张氏适园藏书的精华远远不止《适园藏书志》和《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内容，其宋版书的总数，恐怕已经超过了100部。10
在他们父子相传的宋版书中，有一部较特殊的《东都事略》130卷，是从晚清皇室怡贤亲王家中流出来的，上面钦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民国初年被法律专家，同时也是大藏书家的董授经（董康）所购得，带回国内。张石铭以千元之价收归入库。这部书在目录页的后面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两行牌记，其作用类似于目前“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可知从那时起，人们对版权的保护意识就已经觉醒了。
张石铭的宋版书中还有两部很有意思的书，即《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这两部书都是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的背面印制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和人名、年月和记项，均历历可辨，甚至上面还留下了不少宋代的关防朱印，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经济史料。《李贺歌诗编》在20世纪70年代，已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以线装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印行了此书，是属于“文革”之后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当时还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很喜欢“三李”的诗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贺、李商隐。既然是伟大领袖喜欢读的书，自然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了，其社会影响就远远超过它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了印刷数十万册的畅销书。这大概是张石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其次是有数量惊人的抄本、稿本和名人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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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2）
一般的藏书家，收藏的印刷本总是要超过手抄本和稿本，因为毕竟印刷本总体数量要比手抄本和稿本要多得多，也就更容易获得些。而适园藏书与众不同的是，刊印本和抄稿本竟达到了相埒的地步——他那920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稿本和刊印本竟都在460部上下，各占半数，其中黄跋本（黄丕烈校跋）就有一百多部，这是张石铭藏书的最大特点，很能说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11
这些抄本中有很多是名家精抄之作，其中有不少是朱学勤的“结一庐”、张蓉镜的“小琅 福地”、吴骞的“拜经楼”、顾沅的“艺海楼”等藏书家的旧藏，而这几家原先都是以收藏或从事抄书著名的。张芹伯在其父亲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又陆续收入了韩应陛的“读有用书斋”、海盐张氏的“涉园”藏书中的不少抄本。杨守敬从日本抄回的珍籍善本，也有13部让归张石铭，这就使得适园藏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抄本中最具版本学价值的，是44部影宋抄本，可供校勘订正明清刊本之用。
1941年冬天郑振铎先生从张家收购这批古籍完毕之后，曾向当时设在重庆的文化部汇报工作，报告中以非常动情的笔调论述了这批藏书的史料和版本价值（详情后叙）。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1）
中国人大赚法国钱的第一人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人杰，别署饮光、卧禅），在南浔老家时原本一公子哥儿。据其六弟张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忆说：“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成年即患骨痛症及目疾，虽不良于行，仍精骑术，每于故乡南浔狭巷小街驰骋自如，见者无不惊叹，以为奇技。”（南浔老乡中至今传说，张静江的腿疾缘于骑马摔伤）又说：“二兄好弈，于燕寝之余，围棋解闷，兄弟相与抵掌论列是非。”又说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故以“人杰”自名。1但是真正令他出人头地，使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得英名的，还是在他远赴法国之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静江以随员的身份，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这一千载难逢的机缘，最初是他的丈人，前清翰林、山东学台、苏州人姚菊岐（丙然）给搭的“桥”。2
姚菊岐是晚清高阳相国、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与李鸿藻的另一门生黄思永（慎之，北京工艺局总办兼英文学校校长）为同年。有一年黄思永摆宴请客，张静江随同岳丈也去捧场，在宴席上认识了黄氏父子及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张静江与李石曾原本一南一北，相隔万里，根本不搭界，没想到竟一见如故，尤其对于时局和政治，两人的观点非常相似，于是相见恨晚，立马订交，时间约在1900年左右。
两年后，李石曾获得一个偶然的机会要到法国去了。因为李家的邻居孙宝琦（字慕韩，晚清曾任直隶道台，民国后曾任国务总理。其父孙诒经是光绪帝师之一）将赴法出任清廷驻法国公使，李石曾通过父辈的关系，得以以随员的身份随孙宝琦同去。事情被张静江得知后，他羡慕极了，觉得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通过李石曾去央告公使大人，要求也带他同去。孙宝琦，好好先生一个，从不愿得罪人，又素闻南浔张家贤达，反正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就一并答应了下来。他在庚子年间保驾朝廷“西狩”是有功的，所以他的呈请也容易得到认可。
孙宝琦与李石曾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转道天津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带张静江上路。而张静江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带上一个助手周菊人同去，这就使得这支公使队伍拉拉杂杂，最终达到20余人，总算于10月14日乘上法国邮轮安南号，前往法国。他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后，先到达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
到巴黎后，李石曾要读书，入蒙达顿我农校，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而张静江则热衷实业，他本是商人世家出身，祖父一代就与上海的洋行做生意，对于出口贸易有天然的兴趣，很想以巴黎为基地，亲自从事中法间的民间贸易，并想尝试着开拓整个欧洲市场，与势头强劲的日本人一比高低。
居法一年后，他已了解欧洲市场的大致状况，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依照外国洋行的样子，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运到法国卖大价钱。于是第二年年底回国，在亲戚朋友中动员招股集资。可是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大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的，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能不能办成谁都没有把握，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应者寥寥。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30万银元，使他终于在1903年于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著名的通运公司，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