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2）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2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3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 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3）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却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静江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有过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