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的待遇的。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最终热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被分成了“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故事中的“待遇”到底算什么呢？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只狗养一只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1〕孔子所谓“犬马之养”的这个论断，明白指出了赡养父母与喂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做为父母的人与做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
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3万元人民币，月薪一万多一点。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这东西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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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秘礼物
在1930、1940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几年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到他少年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蒋先生说，他的故乡浙江余姚（当时属绍兴府，现在属宁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一个下午，还是小孩子的蒋先生发现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考试。此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就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蒋先生接着说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西潮？新潮》）
蒋先生所说的学台大人即各省的学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专门负责一省的教育的，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他的职责和权力主要是到省内各地级市（如宁波）主持考试，考查地方上的读书人——秀才，按考试成绩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乡试。乡试的结果对读书人非常重要，在乡试中胜出的人，称为举人，获得了两种资格：一是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会试，胜出者成为进士，这是进入仕途的阳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举人不想参加进士考试，或者参加了考试而不能胜出，那么可以从基层干起，虽然这不是阳光大道，但还是有一定的升迁机会的。说到底，学政只是掌握了读书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读书人对学政还是很巴结的。学台大人经过之处，地方上不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礼物”。从还是小孩子的蒋梦麟先生的感受来看，他除了羡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之外，还产生了对学台大人享受的气派的羡慕感，因而生出当年刘邦见秦始皇出行仪仗漫天威风八面而生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反过来，从学台大人的角度看，他不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还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结以及旁观者对其气派的羡慕。
“神秘礼物”是物质性的，而“气派”——尊敬、巴结、羡慕则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精神性的东西则不能。前者属于“利”，而后者属于“福”。学台的出行，享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件事中浙江学台所得到的“福利”与前面故事中刘墉在金山寺中获得的“福利”，它们有什么差别呢？二者在因为官职而获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这一点上没有差别。有差别的只是浙江学台到宁波去主持考试，这属于公务活动，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刘墉在金山寺的活动则是非公务活动，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这两件事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非公务活动中，官职官位都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实际享有，我们该叫它什么呢？我想可以叫做“隐性福利”。在帝国时代，当官的法定福利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隐性福利”却非常滋润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学台的“隐性福利”让小时候的蒋梦麟先生所生出的羡慕，所产生的刘邦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感一样。羡慕值多少钱没有办法衡量，但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学台的享受的“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却是可以衡量的。
所谓“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在当时叫做“陋规”。
“陋规”实际上是与其相关的一类事物的总名。帝国疆域辽阔，各地语言差异很大，关于“陋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词儿，比如海瑞，他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把这类东西叫做“常例”。在清代，“陋规”的花色极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别敬”、“程仪”之外，还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目。（参见本书《陋规名色考》一文）这些名目还只能算是某一领域的总名，其下还有各级细目，每一个名称的后面是一类享受主体。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其实这是一个注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每一个级别都应该有相应的词汇与之相对应，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规”，按湖南人的习惯，基层州县官员从征收漕粮中所得到的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给上司的叫“漕馆”、给地方上素质不好的读书人（所谓刁监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银”，给押运漕粮的运丁的叫“水脚”，剩下留给自己的叫“漕余”；漕粮从湖南押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