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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的“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解作“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先生“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是指“规礼”、“规费”，就是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乱收费等名目。当年的一位省里“一把手”——山东巡抚曾经说：“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他说的“规礼”、“杂费”就是陋规。“规礼”是给各衙门主要官员的，而“杂费”则是给官员的随从人员的，相当于小费。“规礼”的等级高一点，用“礼”来称呼显得尊敬一点；而“费”则等级低一点，不是那么好听。用“规礼”还是用“杂费”，这里面是有区分身份等级的深刻用意的，中国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这种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上。
仔细体会“陋规”的两种含义，可以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关联的：“潜规则”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规礼”、“规费”。因为这些“规礼”、“规费”是不合国家正式规定的，所以必须以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来加以约定，形成一定的惯例之后，交易双方有了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不是制度的制度。这样看来，把“陋规”的“规”解释为“规礼”、“规费”，似乎更能体现佛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智慧。规则，其实质不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吗？规则本来是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对于陋规来说，下级只有向上级及随从人员馈送“规礼”、“杂费”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而仅仅是一种怎样分配“福利”的机制。
陋规是清代官场“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隐性福利”不止于陋规，比如上述故事中刘墉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就不属于陋规。
三 “一定也要做官”
2007年1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其任安徽濉溪县县委书记的1995年夏天，曾与记者谈起他的“唐百万”的绰号，唐怀民说：“我也知道有群众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
唐怀民在县委书记任上成了“唐百万”，按照他的说法，光是“逢年过节”下面干部到他家里送礼，一年10万20万是没什么好奇怪的。“逢年过节”送礼算不算贪污受贿？这要看什么情况。假如是为了买官什么的而借“逢年过节”的时机送重礼那应该属于贪污受贿，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联络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认定为贪污受贿了。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光是下属干部“逢年过节”送礼就能成为“唐百万”，可见县委书记的“隐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败分子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过节”送礼的形式的收入应该是一部分。由于送礼的人太多，书记们大概也记不得到底谁送了、送了多少，这就成了来源不明的财产，而积少成多，其数额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处的时候，就成了法院判决书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据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区划中共有县级建制2860个，乡级建制41040个。（见行政区划网）平均下来，一个县分管个乡镇。县委书记是县里的“一把手”，他的态度会影响乡镇干部的任免。假定一个乡镇的正副书记、正副乡长（镇长）平均是7个，那么全县就有100个。假如这些乡镇干部每次逢年过节只是给县委书记送瓶好酒、送条好烟，一年可能有几次，总共花费只有1000元，那么一个县委书记一年所得就有10万元。这还只是唐怀民所说的“这么多乡镇、单位”中的乡镇，还没有算上全县所属的单位，也没有算上县委书记自己住院、子女上大学、父母过生日等时节的送礼。由此可知，唐怀民说“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基本上是符合常理的。
唐书记想不成“唐百万”都没办法。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已经超过法定工资，自然可以“工资基本不用”。现在的县委书记在一百年前是县令的角色，在大清帝国，一个县令一年得个一二千两银子的“隐性福利”是不难的，而他们的工资（薪俸）不过是几十两银子，加上几百两的养廉银，也远远比不上能得的“隐性福利”多；至于当时总督、巡抚之类的省级高官，他们的“隐性福利”更是以万两银子计，更是远远超过他们能得的薪俸和养廉银。
在18世纪初，广东巡抚的“节礼”（即一年四节——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和官员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礼金），超过了10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两江总督则表示，如果他愿意收，一年四节的“节礼”还不止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那个时代的10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300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年光是收礼就成千万富翁了！
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使得“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官场现形记》中的王二麻子一样，“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这，便是官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是中国人以当官为最佳职业选择的原因所在。
四 附生现象（1）
做官能够给自己带来许多“隐性福利”。但是，如果当官只是给官员本人带来“隐性福利”，那么魅力还是不够大。“隐性福利”还有一种特质：可延伸性。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他的笔记里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大官随从皇帝到热河行宫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去世，他向皇帝请假回家治丧。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三天。而最后一天是该大官回到北京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全部集中在第三天，从中央各部院大小官员，到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因为该大官的原因而前往送礼、给死者磕头。由于来的人太多，以致车、马挤满了门前、巷子，数里之外就无法前进，只能下车步行而入。（赵翼《簷曝杂记》卷二、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二）
这个故事中的大官是乾隆时代的傅恒。有意思的问题在于，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为什么要在第三天去傅家吊丧、送礼？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因为傅恒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他们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都是做给傅恒看的。如果不是有傅恒这样一个弟弟，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来向死者致敬，并送礼物给傅家。反过来说，是傅恒给死去的哥哥一家带来了“福利”——吊丧致敬是“福”，所送的礼是“利”。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是傅恒个人的隐性福利延伸到了其哥哥一家。这就说明，官位官势不仅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还能给亲属（及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某人做了官，特别是在权势部门做官，他的亲属也因之身价提高，获得更多的尊敬和好处，也就是享有了本来不属于他们本人的福利，这种福利自然就是“隐性福利”，是从官员那里延伸到其亲属身上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真实内涵就是“隐性福利”的延伸现象。
道光后期，在安徽当巡抚的是一个叫王植的人，这个人非常信任一个叫陈七的门丁（也就是看门人），陈七也因此身价不菲，全省官员对他十分巴结。有个叫仇恩荣的人当池州知府，有一天请手下的人一起吃饭，有个姓方的人来晚了，仇知府心里有点不高兴，问知刚刚从省城回来，仇知府便问他：“你在省城为什么待了那么长时间？”方某回答说：“这次是去祝贺王巡抚喜得贵子，没想到巡抚衙门的‘门公’陈七也生了儿子，所以也不得不去祝贺，所以回来晚了。”仇知府严肃地说：“巡抚大人生儿子是应该去祝贺，但他的门丁生儿子也去祝贺，你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唾骂你吗？”方某回答说：“全省城的文武官员都去祝贺，没有亲自去省城的也专门派人去送礼，又不是我一个人，难道能够人人都挨骂吗？”仇知府没有话说，只好打个哈哈说：“大家吃蛤蜊！”（《清稗类钞？奴婢类》）
在这个故事中，仇知府认为王巡抚生儿子全省官员向其送礼祝贺是应该的，这说明大家承认了王巡抚作为省里的“一把手”有享受“隐性福利”的权利。而作为巡抚衙门的门丁陈七，仇知府认为他生儿子没有必要去送礼，这意味着他认为陈七不配享有“隐性福利”。但事实是，全省官员都去给他送礼了，仇知府对于下属方某的反驳无话可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招呼大家吃蛤蜊，这实际上说明仇知府已经明白过来，方某的做法是对的，他也承认了这种应该向巡抚衙门的门丁送礼的“潜规则”。
门丁是奴仆，如同仇知府原来的观念那样，他们本来是没有权力，也是没有“隐性福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