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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丁是奴仆，如同仇知府原来的观念那样，他们本来是没有权力，也是没有“隐性福利”的，但事实是他们背靠官员，也因此享有诸多“隐性福利”。故事中说王某人在安徽当巡抚的时间比较长，陈七也因此“所入甚厚”——积聚了不少财产，后来还到北京去捐钱买官，俨然以道台自居，官位都比仇知府还要高一级了，只不过后来又被御史弹劾丢了官。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意思是说，给宰相家看门的人其地位相当于朝廷的七品官员。七品官员在地方上比如县令，人们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县令的权力并不小。清代乾隆后期人口已经超过三亿，鸦片战争前人口达到四亿，全国州县不到1500个，每个县平均20多万人口。一个县令掌控着20多万人的命运，你能说他的权力小吗？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他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就像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能量也不能小看一样。。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附生现象（2）
明清时代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并不容易。当县令比较便捷的途径是考上进士，但进士三年一考，每次有幸考上的不过三百人光景，平均下来，每年考上的不过一百人左右。全国那么多读书人，竞争这么点名额可见多么不容易，有些人考白了头发才考上，比如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沈德潜就是这样。能考上毕竟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则考一辈子都没有考上。如果不是进士出身，那么当县令也要中过举人或在国子监读过书，再从基层干起，有了成绩才有机会升县令。海瑞就是这样，考了两次进士没考上，先在福建当了好几年县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才有机会到浙江淳安当县令。由此可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宰相门前看门的家人却相当于七品官，甚至其权力和好处都可能大大超过七品官。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安徽巡抚的官位没有宰相大，其门丁陈七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真正的宰相门丁，比如和募胰肆跞歉遣坏昧恕�
嘉庆初年和怀沂本菟党龅牟撇浪憧纱�20亿两银子（或8亿两之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银子，即使以家产8亿两银子来算，和诙潭痰亩曛腥绾尉奂�2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全国那么多的官吏不遗余力才完成征税4000万两的任务，和桓鋈嗣磕瓴撇脑黾幼懿豢赡艹乃笆兆芏睿昂瞳｜跌倒，嘉庆吃饱”，和也凭薮笤蛭蘅苫骋伞：瞳｜的巨额财产中哪些属于贪污受贿哪些属于灰色收入并不容易说清楚，这只能说明作为宰相的和耙愿＠笔呛芫说摹Ｋ募胰肆跞惨蛭晨亢瞳｜而坐成巨富。
刘全的家产，晚清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抄出刘全和另一位马姓家人共有房子182间，金银古玩、衣饰器皿、洋货、皮张、绸缎、人参等估值银万两，土地、当铺等估值银万两，总共算起来估值银万两。按购买力折算，值现在十几亿元人民币。这个说法大概有些夸张，未必符合史实。嘉庆四年（1799）四月二十六日的抄家报告则说刘全家有现银20多万两及其他家财：“查刘全以下贱家奴，倚势诈索，积有家产至二十余万，且抄出有珍珠手串、黑狐貂皮袍褂，均非家奴应有之物”，另外还至少有土地18658亩，以及成千上万石的粮食。〔1〕即便仅有这些财产，也已经很惊人了。刘全不仅财产超过一般的七品县令，地位也远远超过七品县令，地方上的总督、巡抚都争着和他认干兄弟，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省长、副省长级别的地方高官还都巴结不上呢。（《清稗类钞？奴婢类》）
由于隐性福利具有延伸性，可以延伸到官员的家人、亲友、仆人、熟人身上，这是许多社会现象——如秘书现象、仗势欺人现象、豪奴现象、太监现象、熟人—关系网现象、走后门（请托、关节）现象等产生的社会基础。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的特征，这使得一个人当了高官，隐性福利也就延伸到其亲属等相关的人的身上，使其整个家族都受益。一个有地位、有势力的官员，为了从他那里分享“隐性福利”，在其周围很容易滋生一批灰色人群、滋长一些丑恶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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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1）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让绝大部分人痴迷的话，那大概是权力。中国人崇拜权力，是因为拥有权力就能够享受“隐性福利”，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能够创造“隐性福利”？这就必须对“权力”这个词作出合理的解释。
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呢？——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本文强调的“合理赐福/利权”。
“权”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本来是指称锤，也就是天平的砝码。所谓“权衡”，权是称锤，衡是称杆，两者组合，便成为一杆称，可以称量实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权”，意味着掌握了称锤，称锤有大有小，轻重不一，掌握了称锤也就掌握了另一头被称量的实物的轻重或多少。被称量的实物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个人来说体现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权力等于是一种影响个人福利的能力。掌权者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福利。
“合法伤害权”〔1〕的运用，是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减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伤害者为了免于受伤害或少受伤害而转让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换“合法伤害权”拥有者暂不利用或减少运用其“合法伤害权”。这是吴思先生一再强调的，而历史事例在吴思先生的书中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张居正说的一件事。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潜规则？身怀利器》）
张居正总结这种官场现象的一句原话是这样的：“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张太岳文集》卷十八）意思是说，不是祈求他们赐给你福利，而是害怕他们给你制造祸害。兵部书吏——一个小办事员而已，却使得那些地位比他们高得多的将校向他们行贿，只是因为书吏们可以在办事过程中给你制造一些麻烦——他不能增加你的福利，但是可以减少你的福利，所以你必须转让部分福利给他们，以换取他们不伤害你的权力，这便是“合法伤害权”。 不过，张居正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
吴思说：“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这么说来，说书吏加害将校可以，说书吏赐福/利给将校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如果较真，真的去仔细核查材料，未必不能发现将校做伪的漏洞，而现在他们只是要你给他一点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这对将校们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弊呢？很显然，如果将校们据实报告，得他应得的那份奖励，而书吏要他们行贿，这是减少了他们的正当福利，从这个角度看来，书吏们运用的的确是“合法伤害权”。但是，假如将校们不是据实报告，本来就有许多水分，那么书吏们得了一点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将校们申请奖励的报告通过，那等于是增加了将校们的福利，这时书吏运用的就是“合理赐福/利权”了。
就词汇的运用来说，“合法”恐怕未必，因为索贿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说是“合法”，所有做弊的行为都是明文规定不合法的，所以不如用“合理”。书吏们这么做是合乎办事之理的，也是合乎他们花钱买个职位（中央衙门书吏的职位要花不少钱去买，这项花费在地方上叫做“顶首银”）要想办法捞回来的理由的，更是合乎将校做弊而他们知道情况要求分享好处的合理要求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2）
兵部书吏的这种行为，在明清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所索取的贿赂，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部费”。也就是说，下级官吏到中央六部等衙门办事，要给办事人员好处费，这就叫“部费”。兵部主管部队军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题升、调补、议叙、议处），和吏部（类似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相似，所以靠山吃山，兵部书吏和吏部书吏都会在办事过程中弄点花招得点好处。实际上，他们的好处远远没有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和工部（类似建设部）的书吏多，因为户部和工部的书吏经手钱粮报销，因此有更多获取“部费”的直接机会，“部费”的多少甚至已经形成了惯例，比如报销一千两抽五两或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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