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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世纪早期，沿海的阿拉伯港口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出口黄金、象牙和犀角。东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经常搭乘郑和的宝船去紫禁城。当船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出海远航时，许多人随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辉煌航海的最后，沿途有更多的人一起搭乘两支疲惫的返航舰队又到了中国：杨庆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带着东非和印度沿海十七国的公使横渡印度洋回国；洪保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公元1422年10月）带回了古里的使节回国。皇帝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印度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湖泊。
由于大多数中国记录已被毁，我也同样在到处寻找杨庆的船队往返印度洋路线的证据。我还是在常用的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找到了证据所在，我相信它是根据1421～1423年中国人航海的信息而绘制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评论有关地图（1428年的世界地图）时说“它叙述了东印度的一切航行，包括东印度导航和好望角往返导航（参见第四章）”（1）。在当时，“东印度”即印度、印度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份前所未有的声名告诉大家包括好望角、印度洋与东方早在15世纪就被绘在地图上了。此外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7年5月指示人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已经有一份显示好望角的地图的证据，来自于1487年5月探险家佩鲁·达·科维尼亚（Pero de Covilha，约1450～1520年）去探查通往印度的海路的一级命令，也可以获知，早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就已经得到好望角地图的进一步证据：
他建议他去求证是否可以越过好望角航海到印度……当时国王送走了两名值得信任的会说阿拉伯语的经历丰富的人，即骑士出身的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和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未来〕国王曼奴埃尔（Dom Manuel）给他们一张摘自世界地图（1428年海图）的海图（Carta de Marear）……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怎样出发去寻找盛产香料的国家美洛居。（2）
值得回味的是，1487年5月诺望二世发布这些指示时，迪亚斯还没有“发现”好望角。
到了1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几百年的航行经验，自唐代（公元 618～90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探访非洲。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前有过5次航海经历的马欢和费信写过编年史，在《武备志》中也有详细的航海标向，还列举了到达东非的过程，而且许多中世纪旅行家也记录了有关从东非海岸一直到索法拉南部的商业区中丰富的明代初期青花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贸易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
当我在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服役时，我沿着从肯尼亚（Kenya）到南非长达几千里的东非海岸旅行过。1958年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破坏，沿岸散布着古老阿拉伯的遗迹、葡萄牙奴隶城和偶尔发出霉味的英国俱乐部，代表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点回忆。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枪支是在非洲狩猎的必要装备，而不是照相机。所以当决定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口猎捕鳄鱼时；我们租来了船上的摩托艇，带了几支来复枪和一箱朗姆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到达了光滑如镜的河口，这一幕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儿没有鳄鱼，但是有大量丑陋的长鼻大耳的河马在泥水里游动。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时机！但我们很快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河马的后部非常坚硬（连子弹都会反弹回来），第二河马不喜欢被当成靶子，有一只河马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看到船被撞翻，飞到半空，掠过头顶时，推进器急速旋转，呼呼作响。我们与河马都停了下来，虽然有点擦伤，但没有大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发现我的兴趣更多在这一带敏感的路上探险古阿拉伯和葡萄牙的沿海贸易奴隶市镇。
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东非时，他们发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在现在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3）的国王和王后们穿戴中国丝绸并住在有中国瓷器装饰的石殿里。更多反映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证据是来自拉木（Lamu）群岛或者巴准（Bajun）岛，离现在的肯尼亚北海岸旁的桑给巴尔岛东北500里远。巴准的首府派特（Pate）是郑和舰队的主要活动之地，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巴准人”（Bajuni），肌肤柔和，容貌姣好。一位耶稣会士的牧师蒙克拉鲁（Father Monclaro），在1549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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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揭开谜底（2）
他们生产出非常华美的丝绸，葡萄牙人在它们尚未占领的其他摩尔人（Moorish）①的城市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它们只在派特生产，然后从这里运往别处（4）。
派特的工匠也善于制作一种漆器，中世纪非洲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编织篮子的技术同中国南部的一样。
意大利人类学家希格诺·N·普科尼（Signor N·Puccioni），在1935年组队去非洲的朱巴河探险，他断定派特（Pate）巴准人完全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肤色相当明亮，略呈橄榄色，你可发现男人们长髯飘飘，妇女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扎成两条辫子（5）。岛上有一个氏族瓦山伽（Washanga）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船只失事后流落到岛上的中国水手。他们的传说还涉及了当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麻林地把两头长颈鹿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6）的故事。这件事确实发生在1416年，即永乐十四年。
15世纪以来派特变化不大，很多古老的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岛上开始出没嬉皮士。这些人是###教徒，男人们穿着白色长袍称为“罕祖斯”（Khanzus），戴着“科菲亚”（Kofia）帽子，女人们则把自己隐藏在布依·布依（Bui Bui）黑色披肩帽里。独桅帆船往来于海岸，它们的设计几个世纪不变—一面三桅帆加上足以在多岩石的海岸靠岸的宽大坚实的船身。他们大都把椰子系在船两边，在他们的船头画上木质的“眼”。拉木（Lamu）群岛的船头垂直，非常独特，单桅帆船的速度相当快并能逆风行驶。因为他们带着发臭的鱼饵，所以在未看见他们之前，就能预知帆船的到来。我过去常常让潜艇浮出水面沿途装载飞鱼，这给海军标准的饮食带来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
在派特岛的东边有阿拉伯人的祖先进行贸易的桑伽（Shanga）小镇遗迹，据猜测是因上海而得名。今天，这个城镇几乎已经荒废，仅留下单桅帆船。两个世纪以前，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公元960～1280年）到明代早期（公元1368～1430年）的陶瓷工艺，同时还有作为祭品掩埋的宋狮小雕像。甚至巴准人这个名字，或许也有中国的根源：Bjun是中国长袍的方言发音。东非沿海的土著居民都穿着丝袍，长长的丝绸袍子一定相当迷人且出众，足以誉称当地居民。
中国人早已航行过这些水域，他们肯定在船只和科学知识两方面具有足够能力在印度洋进行准确的考察。
他们能够精确计算时间，描绘出星辰的移动过程，并在两半球确定精确的纬度，但是他们也能确定经度吗？东非在坎提诺地图上与现代地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水湾、海湾和河流的纬度都是正确的，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红海海口的吉布提（Djibouti），长达7000海里。更令人惊奇的是坎提诺图的经度精确到度以内—仅仅30秒的误差，制图者是如何取得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中国人和经度计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我们所能说的是早在1502年坎提诺海图传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能对经度进行精确计算了。
不靠时钟而发现经度的历史很长。关键是标记全球都能同时看到的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观察日蚀及其消逝的时间。公元一世纪，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中记载了希帕科斯（Hipparchos，约公元前190～公元前120年）提出这种方法，并给出公元前330年应用的例子。然而希帕科斯没有解释当地时间是如何发现的，这是因为在月蚀中（7）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下。直到1415年两个因逃避奥托曼人（Ottoman）威胁的拜占庭人（Byzantium）带着托勒密的《地理学》到威尼斯时，可能很少有欧洲人知道希帕科斯的方法。但阿拉伯人却毫无疑问曾知道希帕科斯的理论。
中国人建立的天文台和保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他们通过太阳阴影的长度来计算时间。最著名的天文台，7个世纪前就建成的周公塔仍然屹立在洛阳东南80公里的地方。它是一个有楼梯从地面通到8公尺见方的平台的小型金字塔。平台中心有一个小建筑—一个用来观察当地最高的星星直杆和漏壶、水时计①。圭表—20公尺长的金属测量杆—被安放在延伸到两个平衡波谷间的塔北40公尺的石床上。石头铺得很平坦，犹如平静的水面。中国人通过圭表投到石头上的阴影长度来测量子午线。在赤道上的春秋分，太阳如期东升西落。正午（阳光）垂直照下根本没有投影，最长的投影出现在日出、日落时，这两点之间的阴影长度决定了那个特殊地区的精确时间。
让我们重回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2年），这时中国人已意识到太阳投影长度的变化不仅与白天的时间有关，而且与一年中的每一天以及观察点的纬度有关。用一个更小标准的8尺的圭表，他们在从现在越南（Vietnam）到北京北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