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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冰心晚年回忆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曾经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连。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周作人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道：“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梁实秋的另一文《忆周作人先生》里也记录了这次演讲：“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任务，开口之事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们很是满意。
【逸事】
周作人小时候和妹妹端姑（按：端姑1887年生，次年因天花夭逝，未满周岁）睡在一起。一次，周觉得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很是可爱，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周作人的恶作剧。
周作人少时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遇到许多烦恼的事，其一就是被臭虫咬，既痛又痒，身上还要起红肿的疙瘩。周作人天天在床上找，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他把一只盛了凉水的脸盆放在地上，用手将臭虫拨到里面，水面一会儿就浮满了那令人讨厌的家伙。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作人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候，每天的一顿稀饭和两顿干饭实在不够吃，除了每天下午定例的一回一条糕干，别的点心是没有的。周作人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欢京剧。周作人和她一起住在花牌楼时，她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二进宫》这样的石印戏本，她不会写字，周作人便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面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当时刚过三十岁，却要陪着一个在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里对她生出许多同情。
周作人从小就关注女性命运，除了祖父的姨太太，还有他的祖母、爷爷的后妻、父亲的继母蒋氏，故乡邻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这些女性的悲剧给少年时代的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格外关注旧时代的女性命运的原因。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小孩，但是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的一次打小孩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父亲去世、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周作人必须担负起家中收租与完粮的任务。周作人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周作人语）。绍兴土语称小流氓为“破脚骨”，游荡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批评和谩骂者冠以“性学博士”的“雅号”。公开表示支持张竞生的文化名人似乎只有一个周作人。周作人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胡适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各界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好友刘半农以为周的诗虽然不错，却撒谎：周作人不会作画，从不写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周作人与刘半农相交甚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