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周作人与刘半农相交甚笃。一次，周向刘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的回信无笺牍，仅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方六，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见此怪信，周作人哭笑不得。晚年，周无论谈及自己下水或掩护李大钊子女之事，总仿若置身事外，与己无关，惟独谈及五四时期与钱玄同、刘半农等朋友的交往时，才有难得一见的小小的激动之情。
某年夏，钱玄同夜访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鸣叫不止，钱甚为惊骇，以为有鬼，连连大呼：“岂明救我！”周闻声连忙赶来，见状大笑，顺口作打油诗两句以讽钱：“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后常以“蛤蟆”呼钱。
周作人同李大钊很谈得来，他回忆说：“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内，只有图书主人，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
1932年8月，周作人就曾就李大钊家属因境况窘困要求出售李大钊遗书事，写信给胡适。1933年4月又致书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后反复讨论，几经周折，李大钊遗书终未出版。同一月，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与支持下，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家送去花圈一个，奠仪十元。
碧云在《周作人印象记》中回忆，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访周作人，周家大门紧闭，但开有一个长约四尺宽二尺的小门，二人觉得很是诧异，想着不会就如小猫一般从这个小门钻进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从小门钻出来，领着碧云二人从小门钻进去。告辞时，周坚持要送二人，于是碧云又得以“亲眼看到他也弯着腰穿过小洞门”，将二人送到大门口。
周作人不涉足剧场，却收集戏剧史料甚多。
【雅趣】
周作人好啤酒。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便习惯饮用日本的麦酒（即啤酒）。回国后，他饮啤酒的习惯一如既往，只要见到商店有啤酒就要买来喝。
周作人好茶，尝言，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周作人散文中常提到各地饮食，早期文集《雨天的书》有《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文，晚年作《知堂回想录》仍有专门章节“路上的吃食”回忆离乡就学途中遇到的小吃风味，后人辑录有《知堂谈吃》，这都给人留下“美食家”的印象。
周作人常用以吃寄托对故乡的怀念，他念念不忘浙东乡下的荠菜与黄花麦果糕，南京茶馆的豆腐干丝，东京的豆米点心（周作人说过东京也是他的故乡）；钟叔河在《知堂谈吃》序言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婚姻】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夏夜梦抄·六初恋》中回忆道：“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然而次年五月，周作人便回到绍兴，从此再没有回到花牌楼，也再也没有见过三姑娘了，但他对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却念念不忘。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时，周作人仍写诗怀念在花牌楼的日子，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吶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三姑娘本姓杨，后被姚家收养），一日归黄土……”
晚年，周作人再次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对于羽太信子，鲁迅、周母、周建人、许寿裳等人都评价不高，鲁迅甚至用张作霖的统治来形容弟媳对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对于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评价更是很低，认为她是导致自己两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谈谈周作人》中曾写道：鲁迅的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让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但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
周作人一生顾家，忠于信子，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对“多妻”、“娶妾”之类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责鲁迅、周建人“纳妾”（按：鲁迅未与朱安离婚便与许广平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