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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稍晚些时候我还是在电话里收到了老妈委婉的警告：老爸有糖尿病，这一个月瘦了十几斤。老妈身体也不太好。我知道自己没法再挑战极限了，我的青春耗不起。即使我的青春耗得起，我的家人也耗不起。干脆找份工作吧。
不得不承认找工作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通过各种找工作的网站投了无数份简历，也收到过很多回复，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
一家公司，工资不低，四险一金，不用加班。如果我同意了，第二天就能上班。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那堆书，身上就开始出汗。我知道，也许那只是一个选择，我只需要狠狠心作一个决定，往前迈一步，一切就过去了。但这一步一旦迈出，我恐怕就再没有反悔的余地和机会。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终于作出了选择。但这却是很不争气的一份工作——给北大附中做数学和物理的兼职网络辅导员：高中物理题，解决一道挣一块钱；初中数学题，做一道挣八毛。从那天开始，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电脑前跟中学生打交道。
要说现在的中学生的确非常聪明，他们总能提出各种各样诡异的问题。比如，请老师从物理的角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人为什么不能穿墙？到底什么是电磁波？什么是真空？质子和中子到底有什么不同？请老师用一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这些问题不能瞎答，也不能答错，否则被投诉的话，一道题扣五块钱。
原来，我就是桂漓江
——我恍然大悟
记得在大三，我还不懂得怎么上BBS的时候，偶然一次从舍友的电脑屏幕里看到了一篇文章，题为《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作者是Fang。读了这文章，我深深地为文中几个主人公的命运唏嘘不已。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那个夏天，当我欣喜若狂地在北大二手书市上从一个小贩手里买到一本Lurie的Particles and Fields时，忽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桂漓江。
是的，我们同样是从南方到北京，同样是在北大附近租个房子，同样是每天泡在北大里听课自习，同样是经常跑到二手书市淘书，当然还有同样是考北大不第。我们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在Fang的眼里，桂漓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看不到自己能力的不足。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也在做着力所不能及的事。就像Fang形容桂漓江时所说的：他完全可以做别的事情，并且可以做得很好，但他终于还是凭兴趣选择了物理。他自己也许认识不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作为局外人却能看得很清楚。
同样的话，也曾经有人对我说过。
我有时候会觉得，也许Fang是对的。也许过去那些跟我说同样话的人都是对的。毕竟，失败的事实摆在眼前，人证物证俱在。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感到很沮丧。我只能依靠看书来换取自己内心的平静。这沮丧一直持续了半年多。
直到后来，听说Fang在国外也不做物理了，我心里非常纳闷。想了许久，我终于明白，也许在过去，我们过分看重能力，却忽视了自信的重要性。也许做物理所需要的自信，远非同于寻常，它几乎要求你把对自己的相信当作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足够坚强，能够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离开物理。
从那以后我不再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那的确是杞人忧天。
他嘴角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最后转身走开了
——招生宣传会上的教授
我在北大附中当网络辅导员兼职做了两个多月，赚了1000块钱。后来家里人发现我纯粹就是在敷衍，因为那1000块钱连房租都不够。
这也叫工作？！
不过他们拿我实在没辙，最后同意再支持我半年，再考一次研究生。
理解万岁！
北京的夏天热得要命，幸好北大的理教里有空调，我就躲在里面一边避暑一边看书。说话间到了8月底，我来北京已经整一年了。
这天，全京城的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招生单位都集中起来，在北大的校道上开招生咨询会。我听到消息就奔过去，赶个正着。排在第一个位置的就是京区某不错的单位，负责咨询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很热情地给北大的学生作着介绍。我夹在人群里好奇地凑过去，她看见了我，微笑着递给我一份招生简章，然后问我：“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想报考我们这里么？”我很诚实地告诉她我不是北大的，我是从南方过来复习考研的，想学理论物理。她听了之后说：“噢，刚好我们负责招生的老师是理论组的导师，让他自己跟你谈吧。”接着她从旁边叫过来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老师。那位男老师打量了我一下，说到：“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往届生，住在附近，想读理论物理，考过一次北大但是没考上，我没有找工作，现在正在复习准备再考一次。我说完了就看着他，只见他起先看着我，接着皱了皱眉头，顿了两秒钟，嘴角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我一下子愣在当场，觉得很尴尬。扭头看女老师，她也走开了……
我顿时觉得非常非常地胸闷，原来这就是被鄙视的滋味。
要做牛人！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向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家人不愿意对外人提及我的去向。每每有亲戚朋友问起，他们就简单地说一句：“儿子在北京工作。”
我自己对此倒很坦然。我发现，承认并且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事实，也许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张城墙拐角般厚的脸皮，同时放弃一颗争强好胜的心。尽管这和我过去所接受的鼓励竞争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但在经历了许多之后，我觉得换个活法也没什么不好。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北大的理教。每天陪伴我的，只剩下Landau，Feynman，Dirac以及他们的书。
闲暇之余我在一旁静静地观察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拼命地追求着什么；
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想要证明自己。
“要做牛人”，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向往。可是，什么是牛人呢？
噢，Landau，Feynman，Dirac。。。他们就是牛人！那么，他们眼里的牛人，又是什么呢？这世界上最牛的牛人眼里的牛人，又该是什么呢？
想了许久，我终于明白：也许对“做牛人”的追求，不应当是一种理想！真正的理想，不应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不应当把超越别人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这次的思辨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我觉得“我得到了它”。而自此以后，我也将自己全身心地浸注于享受这种快乐之中。这是失败者的快乐，但我从这种快乐中找到了自己，我把自己的自信建立在这失败者的快乐之上，让它带我跳舞。我跟着它的节拍摇摆，不问日出日落。
那桌上打开的《量子力学》，书页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也在一旁给我伴奏。
多少次，我以为我得到了真知。
多少次，我因为快乐而开怀大笑。
多少次，我在这快乐中变得自信。
多少次，我在这快乐中忘记了过去。
多少次，我以为快乐会永远伴随着我。
然而，直到有一天，我心仪的她沉着脸委婉地告诉我：她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应当是一个“优秀”的、“强势”的人……
听到这里，我再也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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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在电话里说
我们担心你万一没有被录取的话，
会想不开做出什么事情来
——老妈在电话里说
这次终于过了初试。
我并不后悔填写志愿的时候没有再次报考自己泡了一年的北大，却选择了离北大不远的中国科学院。毕竟不收所有学杂住宿费加上每月数目可观的补助对我这个北漂而言是个不小的诱惑。
也许直博对于那些一路顺利走过来、打算出国的学生而言是不屑的事情，但对于我这个经历几次考研洗礼，患有严重考研后遗症的人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除了大半年的神经衰弱以外，我还患上了一种自我诊断为“考试无视症”的心理疾病，这使我对所有的考试都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在考试的前夕，当所有人都紧张复习时，我却只是在一旁心如止水地观望着他们。在考完后，当每个人都为自己得到的成绩感到喜怒哀乐时，我却丝毫没有知觉，不管自己成绩单上写的是90，还是50。这症状一直持续到现在……
还记得参加复试的那天，我理了毛寸，擦亮了皮鞋，穿上自己的中华立领。使劲照了半天镜子，以确保自己看上去不会太猥琐。临出门时想起去年住在对门的兄弟，我突然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烧饼铺的老板娘知道我要复试了，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小兄弟，你真帅，加油啊！”
我骑车路过北大东门时，遥望理教——那个我还有无数北漂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仿佛看到桂漓江在微笑着向我招手。
嗯，加油，我会的！Fight！
我一路径直来到物理所，停好车，却惊讶地见到一个人——我的老爸，他居然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从老家跑来北京，提前在物理所门前等我。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却笑着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进去吧，爸等你出来。”
复试的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我几乎来不及回味，一下子就过去了。在我念完自己准备好的英语口语自述之后，本以为考官会继续跟我聊几句，但他只用中文说了四个字：“非常流利。”感谢《费曼讲义》，看来我那八个月没有白读。
接着就是黑板上当场做三道题，其中一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