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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是一根导火线，它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虎门销烟其实就是一场禁毒反走私的的禁毒运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都谈到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中英两国的关系弄僵了，甚至直接导致一场战争呢？这在于英国政府内部有一批主战派，他们认为要和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政府平等通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的禁烟正好为开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一批反战派。他们反对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战争的议案最终以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271∶262。这场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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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苦命皇帝（上）（3）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一些中西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实际上不能称鸦片战争，因为不是为了鸦片而战，中英之战非鸦片之过，倘若不是鸦片，而是溺片、麦片，都会发生战争。这一观点遭到了唐德刚先生有力的反驳。唐认为，中英之战就是为了鸦片而战，之所以称为鸦片战争，就是大英帝国为了确保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
总之，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之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因此，我看，唐德刚先生的反驳更有说服力一些，看历史确实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
道光皇帝的命苦就苦这里。中英战争倘若不是为了鸦片，无疑没有非打不可的必要，如果是溺片或麦片，中国自然欢迎。问题是这是毒品走私，鸦片在明代是作为有用之物被列为藩国的贡品的，但到了清初即发展成毒品，因此，清朝后来就一直有禁毒令。只是可惜，由于执行不力，这纸禁令更多时候成为一纸具文，到了乾隆皇帝时更是有令不止了。而在道光的父亲嘉庆皇帝手里，时而禁时而又默认，更助长了鸦片走私。到了道光手里，发展成林则徐所说的将来会有一天〃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非禁不可了。但问题是在道光帝时，国家还没有发展到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的地步，倘若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也就更没有非禁不可非打不可的鸦片战争了。故道光皇帝一开始就是要禁要打的，毫无疑问要禁要打。况且这禁烟的事已禁了百多年了，林则徐的禁烟只是一个必然的步骤。除非不禁烟，否则鸦片战争是可以不打的。唐德刚说，这个主动权操之在大英帝国的首相和国会，是颇有道理的。
一打就是四年，而且一打就打输了。为什么会输？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两方实力的悬殊。这实力除了科技含量外，还在于体制，有时体制也是软实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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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苦命皇帝（上）（4）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历史把责任推给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家族的家长，道光帝责无旁贷。然而，道光帝又是较幸运的，因为他回避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个倒霉的事留给他儿子去收拾了。
具体说到这个皇帝，颇有些意思。他最大的特色是对钱的态度。在历史上，道光帝是以节约著称的，所说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打年轻时起他对银钱就十分精明。他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柴米油盐的琐屑事体。这也难怪他，要怪就得怪他的老祖宗。其实整个清朝，从康熙帝手里起，就在太平盛世的背后埋下了空虚的内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强盛无比，府库里却空空如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空；二是国库空。何以人才空呢？大清朝固然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但大清国是由满洲人来统治的，满洲人打仗还行，治国却不敢恭维。不得不依靠汉人。但对汉人，皇帝们又实实不敢放心。加之，为了控制汉人，康、雍、乾三朝都大兴文字狱，害得那些汉人不敢去钻那些经世之学，都躲进故纸堆里去钻什么训诂、考据之类，于是在学术上便有了所谓的〃乾嘉学术〃，还美其名曰〃朴学〃。朴就是朴素的朴，实际上对于世道来说是一无用处的。而乾嘉学术最盛行的地方却又是中国人才的渊薮江淮一带。也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清国的人才库的江淮地区，那里出的人才却都是不做实学的。这样一来就弄得国中人才空泛。到曾国藩的时代，曾就预言一旦国家有事，将无可用之人。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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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苦命皇帝（上）（5）
国库空虚，这早已尽人皆知，康熙出手很大方，待大臣也还宽容，据易中天先生说，到雍正皇帝接手时，国库里仅存银子八百万两，只够他的孙子赔偿《南京条约》里的白银的三之一，历年户部亏空也达数百万两。这等于说辽阔的大清帝国疆土，实际上只是一副空皮囊了。
这叫做人财两空。后来，雍正好不容易把这个国库充实了起来，可仅仅只有十来年时间，他的宝贝儿子乾隆上台后，为了要和他爷爷相媲美，要做什么〃十全老人〃，一转眼，到手的白银又被他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到了嘉庆、道光时，不节约还真应付不过来了。
道光帝的节约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预算的概念，也就是道光时。道光上台后，面对入不敷出的国库，不得不单独做出一个〃预算〃。他把宫中的费用，细细地盘算一番，便下一道圣旨，内廷用款，以后每年不得超过二十万两银子。为了节约，道光帝确实是以身作则。道光帝规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笑话，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四菜一汤〃的源头。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就连那些爱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