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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运动在太武帝的感情用事下，演化成为一场对僧人的大屠杀和对佛教文化的大毁灭。这使得当时排佛运动的两位发起者，大道士寇谦之与崔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寇道士显然认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做法太过分了，他向崔浩提出请求，让他劝说皇帝终止这场所谓的灭佛运动。这位对政治满怀抱负，但对政治却又一窍不通的道士哪里知道政治的残酷？曾经不厌其烦，对他进行“政治扫盲”的崔浩，对他的“慈悲”心肠，已经失去了耐心，很不客气地回绝了他的请求。
据《魏书·释老志》载，两年后（公元448年），这位道士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羽化升仙”。又过了两年（公元450年），崔浩因国史案获罪被诛。也许是巧合，整整又过了两年（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杀死。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被后来的佛教徒们编成一套因果报应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里，三位“灭佛”运动的主谋和实施者，死后都无一例外，直接快速地堕入“无间地狱”。在故事之外，他们更如同宋代的秦桧们一样，被信奉佛教的人们骂了一代又一代。
“如来”的刑杖（5）
太武帝死后，他的孙子即位，号曰文成帝。这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因为这位13岁小皇帝的登基，很快转化成一场空前的“兴佛”运动。文成帝刚刚即位不久，便下诏恢复佛教，他在诏书中强调了佛教“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的丰功伟绩，声称佛教有助于王政的实施，有益于善性的启发，“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所以历代“莫不崇尚”。这与他祖父6年前的那道灭佛诏书，形成了180度的大转向。一贬一褒，硬是给一件事情，做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宣说了一番本朝开国之君道武帝对于佛教崇尚与弘扬的事迹，最后归入正题，谈到前朝因奸徒、凶党混迹寺院，假托僧人为非作歹，所以将他们杀戮治罪均属应当，但因为有司的失职，不加限制，使佛教被彻底禁断则是过失。然后，他以透露“高层秘密”的口气，替祖父翻案说，先帝对此事一直很感慨，但因“军国多事”，没有来得及修复这个错误。现在，由我来继承先帝之志，兴隆佛教！——好一番避重就轻，简单几句话，就将皇帝的错误，轻而易举地推到执行部门那些臣下们身上，真是用心良苦！
诏书最后，谈到了复兴佛教的具体方案：各州县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修建教区，资财可任其使用，不设限制。想出家的人无论长幼，只要是出于良家，乡里担保其品行端正，就可以任其出家。诏书里甚至谈到出家的人数：大州县50人，小州县40人，偏远的州县10人。从这一数字上看，小皇帝在恢复佛教之初，就记取了过去的教训，注意控制佛教的规模，但这种控制的有效性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丧失，不然，北朝就不会在100多年后，出现第二次灭佛运动。
此次兴佛之举，成为小皇帝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也显示了小皇帝出色的行政能力，这一举措显然大得人心。政令一出，复兴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很快，太武帝的灭佛成果就化为乌有。
此后，来自宾国的师贤应小皇帝之请，担任北魏帝国佛教的最高领袖“道人统”。据说，他在老皇帝“灭佛”期间，曾被迫还俗并借医术谋生，得以保全性命，但是他始终“守道不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新皇帝颁诏恢复佛教后，他立即同5位同辈，返回沙门队伍，并且很得皇帝信任。在皇帝的命令下，灭佛运动中被戴了“黑帽子”的有司，立即发挥出“先锋队”的作用，他们马上找来能工巧匠，按照皇帝的形象雕造石像，据说因为“纯诚所感”，石像的脸上、足下出现的部分黑色，竟然与皇帝身上的黑痣（也可能是胎记）一模一样。这尊按照皇帝陛下塑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奉，这也是北魏帝国不成文的惯例。紧接着，文成帝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先锋队”有司，又在皇帝的敕令下，为太祖以下的5位皇帝各塑造释迦牟尼立像一座，高达一丈六尺，耗费赤金25000斤。兴佛运动声势浩大，甚至惊动了外国僧众，不久，来自斯里兰卡（师子国）的5位僧人，也护送3尊佛像来到京城，给这里的佛教造像风格增添了某些异邦色彩。
和平初年（约公元460年），师贤去世，昙曜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位新“道人统”上任后，很快就向皇帝提议在京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刻佛像一尊，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陛下的全力支持。因此，作为这场“兴佛”运动的成果之一，著名的云冈石窟开始雕凿，它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后世开创了一座世界级的佛教艺术宝窟。
相比之下，131年后北周武帝所进行的灭佛运动，则显得温柔而文雅。有趣的是，与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原因不同，周武帝决定灭佛，并非儒、道两家口若悬河地攻击与围剿，而恰恰是因为当时一位佛教僧人卫元嵩对于佛教的指责。
据《续高僧传·卫元嵩传》记载，这位叫做卫元嵩的僧人，浑身上下似乎充满了江湖“术士”的气息。据说，卫元嵩幼年时就出了家。他的师父年轻时曾在后梁为官，后来出家到了蜀地①，随后到达长安受到帝王公卿们的推崇。因此，他十分体谅这位年轻弟子想要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强烈欲望，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卫元嵩说：当今世人重传闻而轻眼见，所以要想博取名声，必须以“佯狂”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这个与“装疯卖傻”十分类似的用词，显然打动了这个少年僧人的心。此话出于他所崇拜的师父之口，又是师父的经验之谈，怎能不令他信服？于是，他真的按照师父的建议，“疯疯癫癫”地到处漫游，口中念叨着自己编纂的各种谶诗歌谣，给人造成他能预知未来的假象。而且在此前，他对于类似的“方术”也颇下了一番苦功。据说，出家后他对“阴阳历算”等民间“方术”很有研究，并小有成绩，而今学以致用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何况，装疯卖傻，更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师父的这一招的确很灵，卫元嵩到达长安后，很快迷住了很多人。当然，他对所结交的对象并不是毫无选择。他专门接近那些权贵，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到了长安后，干脆将僧衣脱掉换上俗家衣物，这很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出入各种场所。史书上曾将他与南朝梁武帝时的宝志和尚相提并论，主要就是强调他的神异与怪诞。
“如来”的刑杖（6）
他通过与这些权贵的交往，上勾下联，很快就为自己建立起“通天”的渠道，不久便受到周武帝的召见。天和二年（公元567年）的某一天，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提出“省寺减僧”的建议。这份奏章，提出了很多对当时佛教完全不利的言论。他甚至向武帝建议“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这些建议，正中皇帝陛下的下怀。因为当时，寺院与社会争夺土地和人力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卫元嵩还提出一套非常奇特的理论，想建立一个理想化的佛教社会。他建议：不设寺院道场，全国上下以皇帝为“如来”进行崇拜，僧人与俗人一起生活，夫妻可以继续他们的世俗生活，并被纳入僧团，以儒家的社会道德作为佛教的道德标准等。
其实，卫元嵩提出以皇帝为“如来”的建议，并不是他的独创。就在将近200年前，北魏帝国的创建者道武帝就已经将这种观念树立起来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一位出自佛图澄、道安门下的法果和尚被道武帝请到京师，并被任命为“道人统”，总管全国僧人及佛教事务。不久，法果就明确表示，将佛教教权归属于皇帝陛下。这位法果似乎与他的老师们完全不同，他不但不强调“沙门不敬王者”①，反而要求沙门们像顶礼释迦牟尼一样顶礼当今皇帝。他曾夸赞道武帝说：“太祖名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并且明确地告知僧团“能弘教者人主也”，意思是没有皇帝的支持，佛教不可能得到弘扬。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事实证明，历代佛教的兴衰，都与皇帝个人的好恶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在法果看来，僧人礼拜皇帝，就如同礼拜佛陀一样。
这样一来，道武帝不再仅仅是人间的皇帝，而已经变成了佛教的至尊，其地位完全等同于教主。这在佛教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如前文所讲，这显然与佛教“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相违背。既然弘教的王者是“如来”，那么道武帝的继承者一样可以被称作“如来”，受到佛教信徒们的礼拜。其后，佛教造像在北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石窟的开凿更是突出了这一时代佛教造像的狂热。现在的人们在观赏当时造像艺术的同时，也在揣摩那些“如来帝王”们的眉眼轮廓。北魏的皇帝们，包括道武帝、孝文帝以至孝文帝的母后等，都曾被塑造在一座座带有鲜卑民族特色的豪华佛龛之内。就这样，北魏成就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佛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教，国教是皇帝直接领导的，自然也就高于儒术及道教。皇帝们被僧团推举到“如来”的位置上，对僧团的不良表现自然也就网开一面。这种势头促使佛教迅速膨胀，当它发展到了失控的状态时，也只有皇帝本人才能解决。北魏到了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时，面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