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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计的这两种机具，一个着重的是水，另一个侧重的是肥，这两个方面都直接涉及到人们的最根本要求和生活质量。如果此项技术得以实施，不但能够改良土壤，防止土壤板结，改善通透性，为高产稳产奠定基础，还能节水节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化肥对食品的污染。使所产粮食品质佳、营养高、口感好，有利于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迈进。为人们的健康奠定基础。而且还可减少机械成本，节省燃油，从而能够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有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和种植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机具同时还具有不容易替代的特性，比如现在农家使用的镐头虽然简单、笨拙，却能从古石器时代沿用至今，施肥注水器的关键是把肥水深入到地下15——20厘米；收获深耕埋杆机看似简单的方孔犁都是其他高科技无法逾越的关键部件。而且开发这两种机具的前期成本很低，估计在十万元左右，但它所带来的利润却非常可观。我国有四万多个乡镇，假定每个乡应用一台埋杆机，两套施肥注水器，按240元利润核算，如果达到这一指标，总获利就近一千万元，如果每个行政村占有一台套，它的利润又会上翻几十倍。我所地处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子，也有一千七百多口人，近四万亩耕地，加上果园和大棚，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机具够实用和精良，即使除去南方的一少部分水田，它的市场和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至于一些技术层面，还要随着实验逐步改进，但我认为随着气候环境的日趋恶劣，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这一技术会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诚望这方面的技术专家，以及农机广方对此项设计提出宝贵意见和建意。
第三辑——3
我的大半生
一、童年、少年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性格内向、敏感、脆弱、腼腆的人。
由于失奶早，营养不良，所以体质很弱，据说那时候我整天趴在母亲背上哭咧咧的。每逢走动母亲总是背着我而领着小我两岁的弟弟，所以母亲为我受了许多累。到了四五岁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姥姥家玩，我不小心把房上的烟筒管碰碎了，当时也没有人责备我，可是到了晚上我还不说一句话，心里懊悔得很，在姥姥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吃了点饭。还有一次，母亲与我和一些人在院外闲语，其中有一个我叫老娘的，此人言语泼辣，爱开玩笑，她说“你们看春（我的乳名）长得多丑，没以前好看了，越长越丑了。”她就说了这几句，我就止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到她的胳膊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父亲是一位中医大夫，所以我们全家总是跟着他的调动搬来搬去。六O年在从万寿乡搬回老家的那天正好是小年，母亲和前来搬家的四叔把破旧的家档装上车，四叔赶着牛车刚绕过房子向北没走几步，一个大瓦盆就从车上滑了下来，摔得粉碎。这一不吉利的征兆也确使那次搬家非常别扭，车子在离老家五六里远的地方断了车轴。无奈，母亲一手领着我，一手拽着小我两岁的弟弟步行回家。等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老家早已是掌灯时分，母亲把我哄睡后又和四叔回去弄车，等把车子和东西弄回家时就快亮天了，母亲把柜底仅有的一点小米为四叔煮了几碗粥吃。等到我第二天醒来，知道他们吃了小米粥，不禁号啕大哭。因为那时候我们吃的除了杨树叶、糠，就是把玉米芯打碎做成的淀粉。那时候的一碗小米粥对一个八岁男孩来说是何等的美味，它意味着我有生以来全部的奢望和满足。现在想来当然无所知我当时悲伤的表情和母亲那满脸的无奈，只是后来母亲经常提起因为一碗小米粥，我跟母亲哭闹了一个多月的事。母亲说我那时候非常固执，坚持要那天晚上的粥，承诺以后再怎么给我做，或是做更好吃的都不行。
上学以后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一至四年级我都是班干部，当过文艺宣传员和学习委员。我的语文比数学好，可能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我们用“定”造句，同学们有说“一定”的，有说“坚定”的，当老师问我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学来的就说“肯定”，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把我弄得直发楞。他们以为我说的是“啃腚”，后来还是老师给我解了围。再大一点的时候，我的作文就被老师经常夸赞，有两篇一个是写抗美援越的，一个是写春天的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作范文非常有情感的读给了同学们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纯洁。
可是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不行了。随着打倒地富反坏右运动的开展，做为一个富农子弟，我在课堂上经常被老师指指点点，说我们地富子弟成绩再好也没有希望，说我的父亲和哥哥是多么让人不齿和厌恶。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奚落，终于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对母亲说我不念书了。至于当时怎么对母亲诉说和表白，母亲又是怎样劝慰我，至今我已记不得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论我怎样不情愿、怎样抗争，最终还是回到了学校，继续忍受着老师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的不屑和冷眼。还没念完小学六年，*就开始了，此后又混了两年农中就永远的离开了我曾十分热爱过的学校。
二、打石头
我是十六岁那年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并且一开始就和大人们一样锄草、铡草、挑粪、挑水。后来在山上挑松树枝子，我一般都是一次挑一百二十多斤，记得有一次往坡上我还挑了一百九十多斤，而和我同龄出身好的伙伴一次都是一百斤。虽然每次比他们多挑二十多斤，但是由于我的出身不好，所以在评工分的时候，我却每天比他们少二分工。那时候看着父亲背上写着富农份子的白布，听着喇叭里“只准你们老老实实，不准你们乱说乱动”的口号，我的心里十分压抑，总觉得自己比要饭花子还要矮一头，所以我很少说话。有一次，一个姓辛的姑娘对我说“明天你还是贴上一个头贴吧，写上哑巴，别人就不再和你说话了”。那时候看中我的姑娘也有，但都因为我的出身和我性格上的自卑和懦弱，我们最终还是各奔东西。后来在我舅舅的力保下，才和我的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远房表妹结婚。
到了二十五岁那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逃离那个在生产队差不多象管制一样的生活，到几十里地以外的一处修桥工地去打石头。摆脱了束缚的我虽然身体瘦弱，但那时的劳动热情特别高涨，每天上工同伴们都是骑自行车，而只有我买不起车子只得每天步行往返几十里地，但每天我平整的石头都比别人多，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头一个月，我就以一百二十元零两角的月工资数目打破了工地记录，遥遥领先于其它几十位石匠。当时在生产队劳动每天才挣六七角钱，这一百二十多块钱多少弥补了我的自卑和挽回了我对生活的信心，同时也正好为我换回了一辆白山牌二八自行车，从此我也能骑着车子往返于工地了。
金沟门是那一年动工最早的大桥，所以各路豪杰先后纷至沓来。他们当中有几十年工龄，技术熟练的的工人。开工后不久，有一个姓兰的施工员，从一边看着我加工出来的石块说角度有问题，于是我把方尺递给他，让他仔细检查，他用尺比对后对我说角度正确，然后他就对我加工的质量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他还没见过加工得这么好的、这么平整、线条这么平直的产品，这一质量是全县最高的。当时在场的同伴有好几个，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是的。
后来工地主管们决定对所有工人进行一次考核，以便根据级别制定个人工资。那天我们几十名石匠被领到一处新的石料场，由于此事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是年轻人，喜欢争强好胜，所以等我到了工地的时候，人们早已乒乒乓乓的干了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并没有太忙，而是定下心神稳扎稳打。打凿那种大块的石拱桥面料，个人技术很重要，毛石块应该去掉的部分，必须先用大锤十分准确的打掉，或用钢楔劈掉，如果稍有偏差就麻烦了。另外钢钎从石面上排过去必须始终又平又直，不能返工，不然即使再怎么努力都不行。到了预定的时间，多数人都是凿了两套，只有我一个人是两套半。当时和我比较要好的几个同伴对我说，只有我多打了半套，如果工地按我的标准制定价格，会影响大伙的收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行就把这半套藏起来吧，于是我就在乱石堆上搬出一个坑，把多出的半套石块藏了起来，然后我们就迁到了另一处料场。干了两天，当我又回去搬那半套石块的时候，恰好被一个姓丛的工地负责人碰了个正着，他自然认为我是在偷窃，后来在同伴们的证实下才算了结。
还有一次，我和姓李的一位石工在一起凿面石。此人身材魁梧可是也不是特别高大，但却健壮结实。他是干起活来不慌不忙，锤声稀疏，但却非常出活的那种人。我们俩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在心里都叫着劲，都想比一比，都想在质量和数量上压倒对方。干了半天后我还是比他多了两块，把他气得说：谁要是赶上耿树柏，谁都是活神仙。其实那天凿的是面石，由于石块比较小，只有二十公分高，所以技术不是主要优势，我能和他干个平手就不错了，所以多了两块是我玩滑所至。如果打凿那种七八十公分高的大块石料，我还是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