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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没有人会突然来打扰她，她坐在床边，脱掉靴子，然后又脱掉套头毛衣、衬衣，摘掉胸罩，胸罩的杯尖在她的乳房上留下了一点压痕。她解开纽扣，裙子滑落在地，她从裙子里面走出来。然后她重新坐下，轻轻褪掉黑色的长筒丝袜，顺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腿，觉得自己的腿太胖了。在设置光圈值和快门时间的时候，她身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她觉得有点冷，但是没去管它。丽维娅既不知道镜头会以怎样的光线把她投射到底片上，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审美观调整光线和阴影的关系。然后她把自己完全脱光。是漂亮还是难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她按下自动快门按钮，迅速跑进浴室，把头发往脑后甩了甩，双手叠放在后背上，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张照片，丽维娅是背对着照相机照的。直到快门的声音响过，她才重新开始呼吸。她一共给自己拍了十八张照片，中间三次重新摆放了照相机的位置。到最后她不再通讨镜子的折射。而是直接站在镜头面前，拍了一张典型的裸体无头半身像，照片从她的下巴开始，到大腿处结束。
穿衣服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想。重新涂口红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放在化妆包旁边的手表：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过去了。
丽维娅坐到写字台前。她把给特亚的明信片放进一个信封，粘上信封口，写好地址，然后塞进自己的手提包。
阿尔宾要了第三杯威士忌，喝的时候一言不发地抽了好几根烟。他思忖着，如果他想弄清楚的这个事件、甚至连当事人的存在本身都已经被否定了，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是有意义的呢？ 由于没想出任何一个这样的有意义的问题，他结了账，没给小费，也没打招呼就走了。他不打算跟那个门房再有第二次交谈了。想一想酒吧老板的那种奇怪的反应，他坚信，这个酒店里的每个人都想把他当猴子看。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一个怀疑：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他自称所是的人，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本来应该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杀手所在的组织很可能在酒店入口处安插了另一个同伙。阿尔宾决心牢牢记住那张脸，并记下属于那张脸的名字。真正的门房很可能已经被反绑着关在衣柜里，或者已经死了，尸体被藏在锅炉房里。只要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土耳其当局就肯定会寻找证人。阿尔宾可不想在这个案件上因为自己的耽搁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事后自责。
不管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位老先生的身份和任务究竟是什么，一看见阿尔宾，他就立刻放下了电话听筒，迅速地将紧绷的、严肃的面部表情换成一副温暖如春的样子。
阿尔宾做出一种严厉的语调：“请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这样我好知道我刚才是跟谁说了这件事。”
“梅苏特——这个牌子上写着呢，梅苏特·耶特——您想写下来吗？ ”
“谢谢。”
“您呢？ ”
“阿尔宾·克兰茨。我住在……这个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
说完以后阿尔宾才意识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这个门房有点轻率，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
“我很好。”
五天以后，阿尔宾已经不记得当时梅苏特是不是在他身后喊了一句：“您自己要当心！ ”也可能这句话是他后来自言自语的时候说出来的，那天以后他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
不过至少有一点他还记得，那就是他没有回答这句话。
阿尔宾从自动转门走到室外，琢磨着自己该怎么办。
他摇着头往大路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念叨着一些没有具体含意的音节，为的是能给自己那些支离破碎的思想配上声音。到了大路以后，他往右边拐去，但在走了两百米以后却并没有拐进坐落在迪亚特罗大街上的酒店，因为他对丽维娅的絮叨实在没有兴趣。一个胸前挂着木箱的孩子在他旁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在兜售仿冒的名贵香水。
阿尔宾考虑着要不要就近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然后一直坐到终点站。在终点站下车以后，他可以沿着随便什么方向，想溜达多久就溜达多久。既然他对任何一条线路的终点都不了解，那么所有他计划发生的相遇就都不会发生；既然他对任何一个郊区都毫无想象，那么他就不会抱什么希望，也就既不会实现希望也不会失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出于纯粹的偶然。
汽车站坐落在叶尼·塞里勒大街的中央。马路上车来人往，阿尔宾想找到一个红绿灯。就在这个时候，马路对面出现两个牵着熊的人。那是两个具有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面部特征的男人，一个年纪稍大，一个年轻一些，两个人手里各拿一根很粗的棍子。他们的熊被他们用一条链子拴在腰带上。
阿尔宾的父亲曾经多次给他讲过带着会跳舞的熊的吉普赛人的故事：他们皮肤黝黑，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替人磨剪刀或者补锅。他们还带着一头熊，这头熊会用跳舞来为主人换取零钱或面包。严格说来那不能算是跳舞，只是微微地扭动身体、摇晃几下、拍拍巴掌。由于有一个吉普赛人在旁边演奏小提琴，所以孩子们就信以为真，以为那头熊真的在跳舞。与此同时，一个耳朵上佩戴金耳环的女人给祖母看手相预测未来。有些预言真的会应验，祖母说。每年夏末这伙吉普赛人都会出现，他们在一片草地上宿营，一呆就是几天。他们走之后人们点数村子里的鸡，每次都会少了几只。“简直就是无赖。”阿尔宾当时也曾想象过如果自己过那样的生活会怎样。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的美乐时相机，想拍张照片。
但是还没等他按下快门，那两个男人连同他们的熊已经站到了马路这边。对他们来说，那成百上千辆不停按着喇叭的汽车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其中一个男人把一只红色塑料碗举到他眼前，碗里用油腻腻的黑色毡头笔写着一个很大的数目，这是阿尔宾为那张他根本还没拍的照片而应该付给他们的钱数。阿尔宾摆出一副笑脸，希望他们能从这副笑脸中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他们的兄弟。但是他露了马脚，因为他摇了一下头，这个动作激怒了那个年轻的吉普赛人，他让他的熊——这头熊嘴上没戴嘴套，正龇着牙——很近地凑到他跟前。在离阿尔宾不到一胳膊远的地方，他命令熊直立起来，对阿尔宾发出阵阵低吼，直到阿尔宾从裤子口袋里随便摸出一张钞票扔进那只碗里。这场袭击从头到尾只持续了几秒钟。离开的时候，那个年纪稍长的男人从他那镶金大门牙里吐出一句阿尔宾听不懂的话，听起来像是威胁。
阿尔宾看了看手表。他感觉双腿发软。到现在为止，米勒已经死掉两个小时了。
我们的飞机十二点四十五分起飞。我们很早就在检票口集合了，尽管如此，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纳格尔教授还没到，他一个人从科隆过来。队伍中站着的清一色都是土耳其人。他们都带着多得惊人的行李，除了旅行箱和旅行包之外，还有冰箱、自行车、汽车零配件，因此行李交付进行得非常缓慢。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注意到航空公司的一个年长的雇员在对扬低声耳语，那样子就好像他很久以前就认识扬，但却忘记了是怎么认识的。扬说：“也许他是同性恋吧。”
拿到登机牌之后，我们分散成一些三两人的小圈子：科琳娜、萨宾娜、阿德尔一起；哈根和舍尔夫一起；扬、莫娜和我一起。斯凡蒂叶耸着肩膀从一个小圈子晃悠到另一个小圈子，拿不定主意该加入哪一伙的交谈。弗里茨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里溜达着。大家都没有旅行前的兴奋，反倒有某种说不清的低落。不过这个印象也有可能是我如今回想起来时的错觉。只有莫娜兴奋得脸颊发红，讲述着一年前她和家人在土耳其的里维埃拉（土耳其的一处海滨度假地。）度假时的见闻：水是什么颜色的，烤鱼的味道多么香，沙子比席凡宁根（荷兰的一处著名海滨度假地。）的细，但是比阿尔加威（葡萄牙南部的一个省．著名度假地）的粗。扬点着头，好使她相信他对她讲述的东西感兴趣。然而他眉宇间深深的褶皱泄露了他郁郁的情绪。我猜想，他的坏情绪来自于他为了讨莫娜开心而心血来潮地同意了和这批人共度一周时间，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他都不喜欢。而且，当初如果他以筹措不到这次旅行的费用为借口的话，除了莫娜以外，没有人会生气的。
差十分钟十二点的时候，萨宾娜走过来问我们，如果纳格尔不准时到这里我们该怎么办，他早就应该到了；她还问莫娜是否知道些什么，因为莫娜曾经和纳格尔通过电话。
“没有他照样起飞，”没等莫娜回答，扬就说道，他的目光掠过萨宾娜的头顶看着远处，“那样的话我们就在没有师傅的情况下起飞，这有什么问题吗？ ”
萨宾娜没说什么，而是转身回到科琳娜和阿德尔那边。
她害怕扬。扬重新陷入沉默。我还记得，当时我想：扬要抽身而退了。但却没注意到，他一直都在听舍尔夫说话，后者正在向哈根阐述自己的一个大作品的构思，旅行回来之后他就会开始着手创作。扬突然大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检票口的接待台后面的那两个土耳其女人都在疑惑地往这边看。扬说：“舍尔夫，你讲的东西就是·堆烂屎。”
莫娜翻了翻白眼。尽管她原则上也赞成要和舍尔夫争执，但现在可不是时候：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