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脚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事地把自己的叉和刀顺着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让他亲热地对她笑了一下。他是这里的老板。天天晚上都在满满登登的酒馆忙，在老老的木头楼梯上利落地走上走下，招呼客人，顺手收去喝光了放在边上的杯子。酒馆里的价钱和欧洲的一样，有的还要贵一些，可生意要比欧洲好多了，大家都说，这老板，靠在上海开酒馆挣钱了，听人说，在美国，有一个上海年轻人去餐馆吃饭，遇到老板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白俄，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在店堂里说上海话，就特地出来招呼，那大腮帮子的老人陪上海的年轻人吃了饭，说了上海话，他已经到美国四十年了，可还是怀念在上海开餐馆的日子。他当时的餐馆就在淮海路上。离现在的桃江路不远。他到美国生活的钱，还是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挣下的。说起来，那个老人，算是爱尔兰酒馆老板的上一代人了，他们为异乡的人们担当着思乡的调味，于是，他们都能算是上海好日子的见证人和受惠者。
到爱尔兰酒馆里在星期三的晚上也挤得满满的外国人所着他们来自不同家乡的歌，在风雨交织的上海之夜啃着指甲怀着乡但不打算离开的时候，上海看上去又在繁荣的路上了。
布景
十年以前吧，那时候南方的广州人有钱起来，那里卖着在上海都不能买到的泊来物，其实，那是些只过一座桥而来的香港货。但，那已经让渴望外来物的上海人羡慕。
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有人到广州去，要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带一些好看的东西回来，就像从前外地人到上海要做的事一样。
那时候，我在上夜校，在夜校的走廊上听到有的班级里全体跟着老师大声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广东话。
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梧桐深深、欧洲人留下来的小楼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旧下去的街上，合着他们的随身听大唱粤语歌。
那时候，上海最贵的饭店里，人们神气地吃着的，不是大菜，也不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素斋，而是从广州空运来的生猛海鲜。
这样的事情，让上海人心里不快，刻薄的人，就说上海这地方，越活越不懂自己的身价。丢了自己大都市的身价，去跟着南方小渔村的时尚学习。说这样的话的人，也仇视让广州神气起来的靠山，香港。常常说，我们这里是东方巴黎的时候，美国好莱坞的新片子，一个礼拜就到了上海，连时髦的日本有钱人，都要坐了飞机到上海来看新片子。那时候，香港是什么东西！那些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夜城的时候，广州，连东西都不是。
那时候，在满街都是生猛海鲜霓虹灯的上海听到这样的活，看着上海好看的女孩子一个个把手插到又矮又黑、拉开嘴巴说话的南方人臂弯里，觉得这话是破落了的世家子弟说的酸话。不能说是破落贵族，上海这地方，就是从前再红火，离贵族这个词，还是太远了一点。
但，上海这地方实在是怀旧的，像破落贵族的孩子那样地怀着旧，他没有正经过上什么好日子，可他天生地与众不同。那见所未见的辉煌在他的想象里，比天堂还要好。
然后，上海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了。
上海街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车在跑，上海的交通开始越来越坏，上海的年轻人开始备深色西装和简洁的短上衣以及套裙，因为办公室工作的需要，英国的电台主持人不远万里到上海电台来做工，为上海人主持欧美音乐节目，静安公园外面的铸铁围墙上挂着椭圆的欧洲咖啡广告。外滩的老房子，一到晚上就被灯打得通明，表示它们的存在和重要。
这时候，上海的女孩子开始学习从前的上海人怎么说上海话了，把“老好”说成“交关好”，把“有钞票”说成“有铜铀”。
流行书排行榜上真正不是靠签名售书上榜的书，是五十年以前的上海女人张爱玲。
这时候，专营老上海菜的餐馆出现了，这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上海不少的小报都发了消息，还有照片，它的外墙上嵌了许多老上海时代的东西，像油酱店的门楣，像当铺的广告，还有木轮子车的车轮。在那里，可以吃到上海的雪里蕻烧蚕豆酥，白斩咸鸡，阉笃鲜，霉干菜红烧内，蛇羹，面拖毛蟹，葱油爆虾和盐水煮毛豆了，还有葱油饼，萝卜丝饼，菜泡饭。大家终于等到了这样一天，以上海的历史和上海自己人的菜自豪了。
报上说，进了那里，好像就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对上海来说，好像是一个女孩跟着她有十二条缎子被、金色糖缸用红丝带系着的全部嫁妆，在阳光灿烂的黄道吉日到婆家去的时刻，又风光，又充满了希望，一派蒸蒸日上。全民在这时候最一致的，就是要重振上海雄风，上海的孩子在电台点播的最多的歌曲，都是《昨日再来》。就像一个孩子上半夜做了一个好梦，可是在最要紧的时候醒了，那孩子在枕上紧紧闭了眼，一心要快睡着，再把那个梦接着做下去。
那是一个两层的楼房，小姐穿着高叉的旗袍，站在一顶红色的花轿前招呼客人。桌子椅子都是香红木的，在屋子里搭出了豫园式样的青瓦飞檐，还有在温室里长着的不绿的江南竹子。侍应生穿着喇叭袖的大襟短上衣，黑裙和黑色的搭襻布鞋，在桌子前走来走去。
从楼梯走上去的话，一路上看着墙上镜框里的旧上海，从前在历史书里都看不见的照片，看到从前的阳光照亮了白俄开的小小的面包房，看到从前的外滩有着弯弯的长椅。对着东去不返的过去的黄浦江，那时候安详而窄小的外滩，真认不得！像一个欧洲的小城。在上海长大的孩子，看到从前自己的家乡，心里真的是又难过又骄傲。
然后，看到楼上的包房被做成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样子，小了一圈的黑门前，还有一对小号石头狮子。走进去看，地上也是青砖的模样。一间间的厢房，就是一间间小包房，里面吊着大电视，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唱卡拉OK。把头仰起来，看到的是用油漆画上去的蓝天。用手去摸一摸墙，才发现那一墙的青砖，是装修工一块一块在水泥抹平的墙上贴上去的木块。
包房的门楣上写着“前厢”“后厢”，让人想起《海上花开》里的人和事。果然，在餐馆楼上的墙上看到了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恶劣，那十个女人，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
在那餐馆里坐定了，吃着侍应生送来的菊花茶，这茶里加了一些糖，古老的甜。过茶的，还有冰糖红枣，油爆蚕豆。年轻的女孩子端着乌木的大木盘来了，送来小菜，她布菜的时候，发现她旧式的短上衣是用括起来的的确良布缝起来的，像一件戏装。然后，想起了画出来的一堵青砖墙，长在恒温的屋子里、冬天都不黄、可夏天也不绿的竹子，还有门口那张红色的花轿，那样的红，让人想到是不是那花轿里的女人，是死了的。
接着就感到自己是在一出戏的布景前吃着东西，好像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三十年代吃冰糖红枣的上海人，装得像真的一样，也在那故事里哭，也笑，也为了演好那故事，看好多那个时代的书，可是，只是在演。
一顿晚餐吃下来，一桌子的人都说，从前的上海人过着精致的好日子，想得出那样实惠而精美的东西来吃。一桌子的人都恨自己生错了时辰。一桌子的人，几乎都和某一桌子的人打过招呼，是各自的朋友，朋友带了外国人、外地人来这里吃上海饭。也有带了自己的一家人来学习做回从前的上海人。好像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坐在在天花板下修出来的青瓦飞檐里，很得其所。
水边的老酒店
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岩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龌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露脚趾的鞋子；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护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都是过去，都是过去，在老式的圈椅里坐下，还没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经闻到了那香气，那是多少年来，多少杯热咖啡在点点滴滴的地方留下来的气息。只要一分钟，你就能想到从前的人和从前的咖啡，那怀旧的心，不由得就生出来，何况一心想着回到过去时代里的人！要是他们的家乡真的有什么让自己骄傲的地方，那就是这水边的老酒店了。
酒店是二十年代造起来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它是外滩最早兴建的大楼，是从前的沙逊大厦，由在上海发了财的英国犹太人沙逊建筑，由于它造得美，造得豪华，造在迅速成为远东大都市的上海的最黄金地段的江边，从前，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它被称为“远东第一楼”，是远东在战前最豪华的地方。
这花岗岩的大楼，是上海欧洲人的传奇，就像一个苦孩子在桥边拾到金斧头。想来也是这样，一个在欧洲生活安定、没有大理想的人，不能想象到一个没有咖啡和忌司的地方干什么去。而那些穷而思变的人，夹着他们的硬壳箱子，和冒险一搏的心思，到上海来了。沙逊也是这样，而且还是个瘸子。靠着这个迅速发展的都市，他发了财，他找到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