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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从前为了躲开暗杀党的人，整年住在这里的某一扇静静的褐色门后还有从美国来的剧作家在这里写了《私人生活》；还有从欧洲九死一生逃亡上海的犹太人，在这饭店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永远拉着白色丝窗帘的房间，像他们母亲的温暖子宫一样，包围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制约着他们，直到他们被国际犹太人遣送组织送走的那一天。
那楼上长长的甬道，安静的，温暖的，被黄色的青铜壁灯照亮的，两边的房间门总是紧闭着，要是你站在长长的甬道尽头，看着灯里的门，也许你会想到，当门打开的时候，走出来的是四十年代的人，女人穿着后面有一根袜筋的玻璃丝袜，男人抽着那个年代时髦的埃及香烟。
八十年的老饭店，什么事没经历过呢。
像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的，几经沧海。
有一件事没有改变，从前，这里就是落在上海的一块欧洲的碎片，现在它还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上海重新出现了外国旅游者以后，欧洲的老人们成群地来住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完好保留着的他们年轻时代的东西，褐色的护壁板，青春时代建筑风格的曲卷铁铁花纹，还有老欧洲的那种令人心灵一沉的黄色灯光，那种微微的感伤气氛。还有一支在英国式的酒吧里演奏爵士乐的老人乐队，他们从四十年代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演奏爵士乐，中间空了三十年，重新又为外国人演奏原来的曲子了。
一九九一年，著名的海滨娱乐团开始选择和平饭店做他们每年一夜的狂欢聚会的地方。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怀旧显贵们，来这里寻找他们昨天再来的一夜。那一夜欧洲宫殿式的大厅所有的水晶吊灯全部被擦亮打开，成箱从南欧运来的葡萄酒被喝光了，地上撒着戒指，老饭店的庄重，豪华，伤感，高贵，在海滨娱乐团的那一夜全部复活了，好像灰姑娘的故事。
那个夜晚，目睹了老饭店突如其来的活力的上海年轻人，真的目瞪口呆。在场的一个年轻摄影师，后来成了最热爱上海过去的人。后来和平饭店更换了从前速度太慢的老式电梯，他是最持久和痛苦的反对者，他反对更换任何一件老上海的东西，反对拆除任何一栋老上海的房子。
一九九二年，和平饭店被世界著名饭店组织接受为世界最著名饭店，中国只有这一间饭店得到这个称号。
好像什么东西都又回来了，饭店里的英式房间里生着壁炉，美式房间里有银烛台，西班牙式房间里放着老式的高柱子木床，侍者的黑发上擦着亮晶晶的发蜡，笑容矜持而殷勤。
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的一个怀旧的晚上。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
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他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水边的老酒店，又是夜夜笙歌了，当然他的主人不在这里。
他死在上海，躺在上海虹桥的一小块荒凉的墓地里，那是一块外国人墓地，他的四周还有许多和他一个时代来的欧洲人，都死在上海。只是他的墓用一些绿色的冬青树围了起来，席地而来的绿色藤蔓没有爬满他的墓碑。他的墓碑是用最普通的石头做的，他的名字是用最简单的黑字刻的。
他还是著名的，所以他的名字没有被刻错一个字，不像别的欧洲人，常常被刻错了名字，也没有生卒年月。
外国人拥挤的墓地，只有石头的墓碑紧挨着，躺在异乡的草地上。那里也是静的，也有金色的上海阳光照耀着，有一点点像老酒店里被灯光照亮的甬道。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
中英合营的红宝石面包房一九八七年在上海开张时，本埠还没有几家小圆桌子上铺上红白格子桌布的面包房附带咖啡室，咖啡室大都开在几家老牌酒店里，为来上海旅游的外国人服务，要用外汇券付账。它是最早的几家可以让市民有钱就进来坐的咖啡室。那时，它街对面的静安宾馆的法式面包房外总是有人排队，等着买新出炉的长棍子面包，最疯狂的时候，有一些人家专门雇人去排队。人们买一大包长棍子回家，吃好几天，直到本来松软的面包全潮得像牛皮糖。
红宝石面包房的英方老板是上海人，姓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去英国多年以后，成了英资者板。他回到上海开面包房，联络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于是，那些当年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现在大多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老教师、老职员、老翻译、老会计师就把自己每星期三次的咖啡聚会从对面的静安宾馆迁过来。一个星期总有几天，早上到面包房去买早点的人，可以看到店堂靠里的那些圆桌子被团在一起，二十个左右的老人围在一起聊天，桌上有红茶或者咖啡，还有两片上司，烤得脆了边，黄油化在中间，像六一节在学校里演出的小孩子腮上的胭脂粉。
老人的咖啡聚会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开始在八仙桥一个街角的点心店里，喝的是上海咖啡厂出品的磨碎咖啡，放在洋铁罐子里，香得很烈，可一点也不甜蜜。那时这些解放前的大学生大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下放也总不能少了他们，许多人要在八仙桥中转交通，于是他们就在街角找了一个点心店聚聚。当时参加聚会，现在还健在的，是八十六岁的周先生。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穿着蓝布人民装，他们也还是要将人民装穿出一点笔挺的意思，不让人想到毛泽东，而让人想到孙中山，只是他们从来不像孙中山那样谈政治。他们从来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他们说到红房子吃饭最好点名要厨子小谢烧，那人年龄不大，可做法国菜还真的拿手。
后来，更多的人陆续退休，大家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西区，虽然经过几十年，家中父辈留下来的房产绝大多数已经不在手里，他们还都住在从前法租界拥挤破旧的洋房里，炼出了在堆满杂物的黑暗走廊里灵巧穿行的功夫。他们的咖啡聚会到了淮海路老大昌的楼上，四周围是棕色的火车座，当时年轻人谈恋爱最好的去处。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边。那时老大昌有奶茶卖，装在发黄的钢化玻璃杯里。那时已经陆续有了海外亲戚的消息，也已经小心翼翼地通信。参加聚会的人，家家有人在海外，常常说的，是他们的消息，好几家人都同住在纽约的法拉盛区，他们说那里很好，没有黑人，可是没有说，那是纽约人眼睛里的贫穷移民住的地方。
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学运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地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