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我们弟兄姊妹几个人，在学外语的天赋方面都随了母亲，没有随父亲。否则我这辈子就当不成翻译家了！记得在从北京迁往哈尔滨时乘的火车上，父亲曾对餐车的俄国服务员说：“阿诺内（日语）．．．．．．莫罗阔（俄语）．．．．．．＂后来被我们当做永远的笑柄。
我母亲身边的东西总是随手乱放，她平时用的衣柜，一打开柜门，里面的衣物由于没放好，所以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掉。
我父亲和她正相反。他的办公桌与抽屉之整洁，我至今还认为是全球第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住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时，我母亲曾在我舅舅王绍鏊单线指挥下，做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每年专程到上海去几次，向舅舅报告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全国解放后，舅舅从解放区来到北京时，曾对我说：“你母亲虽然为反满抗日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交给她的最重要任务——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她没有完成。否则现在她肯定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问及我母亲原因时，母亲反问我道：“如果我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肯定我早已被捕，被处以极刑。那时，我扔下家里的半身不遂的病夫和未成年的*你，你们怎么办？”
我听了，不禁哑然，无言以对。看来，我的政治觉悟也远远没有身为老布尔什维克的舅舅高啊！
难怪现在在我们的老家江苏省周庄附近的同里，设有革命英雄纪念堂，纪念堂里供着我舅舅王绍鏊的相片，后来我儿子还去看过。
由于我有个曾经当宰相的老祖宗，名叫王鏊，我舅舅立志向他学习，所以取名王绍鏊。他从小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与小伙伴们一起玩儿时，总是当头儿。十六、七岁时，执意带着十三岁的我母亲官费到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我只知道他当过议员；一九三几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一九四几年，他作为*党派中国*促进会和中国*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了抗日活动，曾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里两、三年之久。七七事变前，被释放后，即奔往解放区。１９４９年初，北京刚一解放，舅舅就来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担任首届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至于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
直到“*”中他八十多岁去世后，才正式公开。连我，也是那时才知道。
我父亲的性格与母亲截然不同。和舅舅也完全不一样。他办事非常细心，井井有条，整齐干净到近乎洁癖的程度。不知为什么，虽然他学外语特别费劲儿，但是头脑的逻辑性特别强，能言善辩；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数学，却能无师自通，在考官费出国留学时，全靠自学，顺利过关。他一生淡泊名利，不喜欢交任何有商业头脑的朋友，而且不断以此告诫儿女。
我的父亲和母亲，性格与天赋如此不同，但他俩有个共同的爱好：喜欢亲自下厨房，给孩子们做美味的家乡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章 在北京度过的幼年
从我开始记事起，脑海里就牢牢印下了当我穿上小棉袄时，我母亲忙着腌风鸡、做腊肉、灌香肠，洗、晾、腌雪里蕻的情景。
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我父亲的生日，
我家把那一天跟年三十一起过。我们是南方人，不像北方人那样吃饺子，而是吃什锦火锅。
餐桌中央，摆着一个锃亮的铜火锅。周围，一个个碟子和碗里，是各种各样肉类、海鲜和蔬菜。全家欢欢喜喜地团团坐，吃火锅。当时，父母，加上我们弟兄姊妹五人，一共七个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春节到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怎样帮我母亲做枣糕。
桌上摆放着一大碗煮好的红枣。
我必须先洗干净两只小手，然后剥去红枣的皮，拿掉枣核，再用勺子将枣肉压成泥。
我家有个很重很重的石头小磨。母亲事先已经用这台小磨磨好一盆糯米粉。现在在超市里就可以买到糯米粉，但是七、八十年前，可买不到现成的。想吃，就得自己磨。
母亲把一半枣泥与糯米粉和在一起，揉成面团儿，分做许多剂子。另一半枣泥，与剁碎的胡桃、芝麻、猪油还有白糖等和在一起做馅。我的任务，是将母亲包好的带馅儿小面团儿，放进各种花形的木头模子里，抹平后磕出来，母亲再用蒸屉（锅）把枣糕蒸熟。糯米里还有枣泥呢。
呵！又香又甜！多么好吃呀！
春节，母亲给我们做的另一种甜食，是糯米丸子。用糯米粉加水，揉成面团儿，再搓作一个个小丸子，放进锅里，与山楂糕丁一起煮成羹。这道春节的甜食，也使我念念不忘。
另 外，母亲还包了许多一般人端午节才吃的粽子。我最爱吃火腿粽子和肉粽子。那么好吃的南方粽子，现在在天津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的。
这是我有记忆力后的第一个春节。
我能想起的第二个春节，情况可大大不同了。
那年冬天，北京下了好几场大雪。外面开始响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意味着要过年了。
我家里却毫无动静。那年，母亲没有腌风鸡，没有灌香肠，也没有做咸鱼、腊肉；走廊地上，只有几口咸菜缸。
原来，在北洋军阀时期的那一年，我父亲在内务部竟数月领不到工资。该发工资时，领到的是无法用来充饥的国债券。
母亲一个劲儿唉声叹气，嘴里叨叨着：“过年没钱买肉了……只好买点儿羊骨头熬大白菜吧……”
我记得当时地上铺有很厚的积雪，我哥哥用木板钉了一架小雪橇（），把我放在雪橇上，拉着走。
这时，院外有人叫门。原来是孙宝琦孙太公派人给我家送来一个大提盒，提盒里装着鸡鸭鱼肉各种好菜。
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只知道“吃”。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已看尽人间世态炎凉的我，回想起那感人的一幕，不禁联想翩跹，感慨万千。
孙太公身居要职，地位显赫，能对穷亲戚不仅毫不嫌弃，而且还关怀备至，雪里送炭。这种高尚的情操，实在可敬可佩！
我牢牢地记住此事，终生难忘。
据说，我从两三岁起就是个小书呆子。从很小便开始识字，枕下总是塞满了小人儿书，很快便学会自己念。
五周岁那年，父母送我进入北京树德小学，插班读二年级。
我的个儿比所有的同学都小，坐在大同学旁边，心里怕得要命。
班主任“铃”老师（现在想想，肯定是姓林，但那时我认为，一定是姓铃铛的“铃”）特别宠爱我，一下课，就把我一个人抱到音乐室去，还关上门，不许别人进去，教我弹钢琴。
尽管我受到特殊优待，但因我年纪太小，每次看见母亲离开教室要走时，我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拼命憋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想想看，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每天每天这样憋着不哭，还能不憋出毛病来吗？心里有火，免疫力便会降低，免疫力一低，就容易传上各种疾病。果然如此，不久，我便传染上百日咳，咳得死去活来，一阵阵咳得上不来气，咳嗽还带“倒钩儿”的。唉！那个罪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还算好。我没有死，活下来了。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我们全家迁往哈尔滨
我父亲找到新工作了。
一九二几年，原苏联革命结束后不久，那里的生活十分艰难。据说，买一块面包，或买一个萝卜，就得花几千个卢布。当时的中国人，大多不乐意到驻苏联使馆去工作。
在国外工作，条件非常优厚：可以在国外领一份工资，同时，家属在国内再领一份工资。为了挣钱养家，我父亲自告奋勇，在使馆当上一名官员，离家赴苏。
想不到只过了不到一年，就传来更大的喜讯——我父亲调任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院长。他终于得到机会重新拾起已丢下多年的热爱的医学专业。
我们全家立刻紧张起来。首先是准备“行头”。
哈尔滨号称“冰城”。那意思就是“冷”啊！
我母亲再三警告我们：“到了哈尔滨，可得特别加小心！如果不保护好耳朵鼻子，耳朵鼻子就要被冻掉的呀！”
于是她给我定做了浅灰色翻毛山羊皮大衣、山羊皮帽子。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照镜子，好家伙！活脱脱一只准备到北极去探险的小山羊！（只缺两个犄角了。）
抵达哈尔滨后，我们便开始了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
当时，哈尔滨的俄国人非常多。主要大街——中央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多数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两旁的漂亮店铺，有许多是俄国人开的。
我父亲工作的市立第一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几乎全是俄国人。
我家的保姆也是俄国人，一位俄罗斯胖大妈。我不得不用俄语跟她说话，幸亏小孩儿学语言学得快，没几天，我就自然而然地呜哩哇啦跟她交谈起来了。
我们吃的东西也向俄式发展。早上喝牛奶，吃面包，面包上还抹黄油、果子酱。有时还有红鱼子酱、火腿肠什么的。
午饭，除了父母的家乡菜之外，餐桌上常常摆出“苏帕汤”（即红菜汤）和俄式煎肉饼、土豆泥。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俄国汤，还有鱼汤和用牛腰子与酸黄瓜做的牛肉汤。真可以说是“味道好极了！”
每天早晨，都有一个专门送面包的人，赶着马车挨家儿送刚出炉的新鲜“列巴”（面包）。
随着，我母亲拿手的风鸡、腊肉、灌肠儿等等，也从此不见踪影。一来，因为楼房里没有合适地方挂那些东西；二来，好像我家那些“土特产”早已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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