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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难与教育（2）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序言为：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观的材料引导。直观的对象，最好是实物的，次标本、次图画，这是现今教育家所公认的。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书，若要举实物来证明它，就很少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于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特致数语，以为绍介。教育家陶行知的序言为：儿童书局出版的分部教科书，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它的效用，将如长江、珠江、黄河分道灌溉。若单靠长江，南北部有偏枯。我希望继分部教科书而起的，还要有人进而编辑特殊民族的教科书。这样，才是百川分流，泽给万方，合于教育机会均等之旨。教育家俞子夷致函陈鹤琴等说：因材施教，是谋教法的适应个性。因地制宜，是谋教材的适合地方环境。先生等三种国语书，分南北中三部，可以说是开教科书的新纪元。《鹤琴之声》，第14期，2001年12月。有一次，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鹤琴邀请陶行知到西区小学演讲教育，同时还邀请了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演讲考古。待李济之先生演讲结束，听众席上的教师们有的已经坐不住了。陶行知看到此情形后，走上台来，很风趣地开了场：“先不讲了，我给大家念几句小诗吧！”好容易望过礼拜五，
到了礼拜六的下午。
本想去游游园、看看戏、跳跳舞。
谁要听陶行知说鳖，
李济之考古？
这都是陈处长的好意，
害我们受苦。
少讲点吧，
我们一秒一秒的数。话音刚毕，台下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陈鹤琴站在台上用鼓动的语调问道：“大家说还听吗？”全场回应：“听！”陶行知的讲演继续下去，全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鹤琴之声》，第2期，1992年3月。
1932年5月，陶行知的著名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上开始连载。关于这部小说的寓意，陈鹤琴曾作过阐释：“古庙代表中国的老大帝国，敲钟的钟儿代表爱国的指示，要唤醒全中国人民大众。”《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29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这一年，陶行知又发起组织乡村工学团，于10月1日以孟家木桥为基地，成立儿童工学团，命名为山海工学团。何谓工学团？按照陶行知解释，工就是劳工，学就是科学，团就是团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23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最重要的教育主张。陶行知曾用十分通俗的比喻来说明他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的不同，“教育可说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致于偏狭。我们要拿好的生活去改造不好的生活，拿整个的生活去解放偏狭的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0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教育要适应生活的需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不无激情地写道：在现阶段，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我们的中心生活，即为我们的中心教育。做什么工？做民族解放运动所要做的工。求什么学？求民族解放运动所要求的学。结什么团体？结民族解放运动所要结的团体。总之，我们所要普及的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1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陶行知的这一主张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响应，身为上海租界主管华人教育的负责人，陈鹤琴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对陶行知的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并亲自参与。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国难与教育（3）
1932年，陶行知的学生孙铭勋到苏北淮安创办新安幼稚园，陈鹤琴捐出银元100元作为开办费。他还十分关心由戴自俺、孙铭勋先后在上海沪西、沪北创办的劳工幼儿团和乡村幼儿团。1933年，陈鹤琴在上海亲切会见由陶行知介绍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全体成员，向小团员们介绍上海学校教育的情况。这个由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7名小学生组成的儿童旅行团，由苏北来到上海，上街卖报，自己管理自己，到各学校进行演讲宣传，轰动整个上海滩。12月4日，陈鹤琴为新安旅行团所写的《我们的旅行记》一书题词：“见常人所未见，闻常人所未闻，胜走马看花者多多矣。”陶行知为该书作序。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所倡导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他的一项发明，在国内21个省和4个特别市广泛开展。陈鹤琴对此极为赞同并予以支持。1934年6月，在陈鹤琴主持下的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发布《小学生服务试行办法十五条》，用“即知即传”的方法，发动小学生做小先生。《办法》中写明：小学生要从事社会服务。教人的小学生称为小先生，小学生所教的对象被称为校外学生。每位小学生至少要找两名校外学生进行指导，指导时间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小时。每校规定小先生暑假教人工作，分量比平日加重。暑假前举行一次总指导，暑假后有一次总考核。《办法》规定小先生制只在小学中高年级试行，再行推广。陶行知对此显然意犹未尽，他将小先生比喻成“热烈无比的太阳”；按照他的想法，恨不得所有小学生都能成为小先生。在西区小学开的小先生会上，有一个小先生教一位83岁的老太婆，还有一个孩子教他的德国母亲认中国字。
1934年4月的一天，陈鹤琴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中华书店编辑吴研因随陶行知一道来到江苏宜兴参观西桥工学团。西桥工学团是按照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形式，遵循陶行知所倡导“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小先生制的办学理念开办的新型学校。西桥是无锡乡下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附近有一位叫承国英的13岁少年在当地邀集了几位农友，用他自己微薄的一点稿费和当地农民的帮助，开办了这所学校。学校采用小先生制，小先生们“轮流依时刻来校教人自修，余时仍在田园或家庭里做工赚饭吃”。陶行知派出小先生到该校工作并捐款，他称许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儿童自动工学团了。它指示了中国普及教育一条正确的路线。”《生活教育》，第2卷第13期，1935年9月。据说，该校开学那天，来自四乡八邻16个村的一百多名孩子赶来上学。当时有一位老农民编了一首歌谣：“西桥村边飞来一只鸟，寅卯通光呱呱叫，陶先生的心肠实在好，穷苦人子弟都可上学了。”陈鹤琴深深折服于陶行知及其思想、实践在普通民众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他亲身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觊觎华北、进攻上海、向南推进的野心昭然若揭，战争已迫在眉睫。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爆发群众爱国运动，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抵制日货、收复疆土、驱逐倭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声援抗战将士，反对卖国投降，号召全民抵抗。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口号，其意义已大大超越教育的范畴本身，使教育成为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抗战的号角和武器，因而得到社会广泛响应。12月3日，陈鹤琴邀请张恪惟博士到中华儿童教育社举办的读书会上讲演东三省问题；陈鹤琴最后讲话，勉励大家“在儿童身上努力做功夫，积极引导儿童走救国之途径”。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陈鹤琴指导工部局三区小学教师组织各科分组研究会，并实施正课之外的计划中心教材，开展单元教学，组织各种教学活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 国难与教育（4）
1935年8月1日，远在陕北的###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疾呼：“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南京、上海学生上街###声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群众爱国运动日益高涨。戴伯韬写道：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与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按照“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学理发展，是必然有这种结果的。所以当日寇侵入关内，进一步想鲸吞我华北，北平学生首先举起反抗大旗，因而掀起光荣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来响应，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广泛地在全国推行这一教育运动，开展这一教育运动。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晓庄研究》，2007年1月。1936年1月28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与近万人一道走上街头###示威，呼吁各界联合抗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声形成强大声势。教育家陈鹤琴一向只顾专心致志办学，此时也不顾租界当局采取的中立立场，热情支持并参加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