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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国亡家破祸在眉梢，挽沉沦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
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团结，团结奋起，奋起团结，奋起团结。
……1936年2月23日，由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国难教育社在原教联的基础上成立，提出抗日救国教育的主张，发动募捐办学。成立初时参加的有七百多人，以后发展到几千人。一时间“国难教育”成为沪上教育界最富激情的旗帜与口号，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与响应。陶行知说：“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陶行知指出：“直到日人步步侵略，华北汉奸猖獗，处在困难当头的时候，就以国难教育配合着当时的需要。”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国难教育社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过去在教联时期，通过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协会上层人士的支持，在全市办了很多识字班和女工夜校，还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公开合法地到工厂招生，并派出成员在各校授课，宣传抗日爱国。对此，负责公共租界华人教育事务的陈鹤琴予以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参与。在陈鹤琴的主持下，自1934年至1939年，工部局先后在荆州路小学、东区女校、北区小学和新闸路小学开办了4所工人夜校。
1936年，为响应国难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陈鹤琴与陶行知一同前往沪东参观由钟###持的工人识字学校——沈家滩小学。陈鹤琴多方奔走，为纪念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将沈家滩小学改建为余日章小学；以后又开办余日章二小和三小，招收工人和女工学习识字和文化知识，由国难教育社派出成员担任校长和教师。曾当过陈鹤琴和陶行知助手的张宗麟，此时是生活教育社和普及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他出面直接经办了这些工作。实际上，###地下党组织是推动国难教育的强大力量。据时任###地下党教联和国教社负责人的郑伯克回忆：“国教社总社上层理事会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他亲自做了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的工作，陈为纪念上海基督教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办余日章小学，党组织即利用此机会，派党员在3所余日章小学任校长，所聘教师也大都是党员和进步人士。”《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第48页，###党史出版社，1999年7月。
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许多创举非常赞赏。1935年陶行知陪同陈鹤琴参观上海流浪儿童工学团。原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一直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鹤琴时的情形。那时，17岁的方明和一位朋友以小先生身份来到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陈鹤琴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方明讲了小先生的工作情况，陈鹤琴听得饶有兴味，并说要亲自去看一看。不几天，陈鹤琴来到约定的苏州桥附近，由方明引领着来到孩子们中间。陈鹤琴弯下腰去给孩子们讲故事：有一天，一头黑羊和一头白羊从河的两岸上了桥，两头羊互不相让，结果咚的一声都掉下了河。故事说的是朋友之间要相互谦让的道理。陈鹤琴讲得有声有色，小先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由于陈鹤琴的特殊身份，他对陶行知的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配合。据记载，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于1934年春天被国民党当局以左翼文化联盟负责人理由逮捕，经陶行知要求，由陈鹤琴出面予以保释。陈鹤琴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出面营救了许多被租界当局拘捕、扣押的生活教育社成员、夜校学生和进步青年。
1936年5月，国民党###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寄托了两位爱国人士在日寇进逼、国难当头时的共同心声。
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四起，外敌入侵，国内战事不断。尽管当时有国联和英、美政府出面调解，国内也有人高调谈论“和平”，但从1931年9月以来国内时局的动荡变化和国民政府的态度，陈鹤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教育家说来，教育是救国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救国方式。陶行知说：“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4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陈鹤琴说：“我们知道，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是破产，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的改革一下。”《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在这一时期，陈鹤琴与蔡元培、欧元怀等人填表加入由张謇、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鹤琴的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他的儿子一飞、一心和女儿秀兰分别出生于1929年、1932年和1935年，组成了亲情融融的大家庭。
二 爪哇之行（1）
1937年1月底，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和陈鹤琴、关瑞悟一行四人登上芝沙路亚号邮轮驶离上海前往爪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驻荷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领事宋发祥和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颜雅卿会合后，一同出席由国际联盟召开的远东禁贩妇孺会议。熊希龄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此行代表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代表中国女界红十字会，陈鹤琴代表中华慈幼协会，关瑞悟代表北京香山慈幼院。显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以至于出发前与会代表竟对中国各地妇孺被贩卖的事实和数字仅知片鳞只爪，难以概全，原以为这些材料应由政府代表负责。直到上船后，为稳妥起见，经商议，大家公推陈鹤琴执笔，将各人手上的所有材料汇集，写成书面报告。由于材料十分零散，又要代表中国向全世界控诉中国妇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从香港到爪哇的12天航程里，陈鹤琴不得不绞尽脑汁，孜孜不倦地写作报告。后来，他的胃病犯了，剧痛到不能下床的地步。同行的关瑞悟负起了打字的任务，遇有字迹辨认不清，陈鹤琴就耐心解释，逐一回答，直到报告完成。
代表团一行抵达爪哇后，大会已经开幕。这时，他们才了解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驻爪哇总领事只得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通知，并没有关于会议议题的任何供发言和报告的材料，实令熊希龄、陈鹤琴等来自民间团体的代表感到有些意外，好在他们在船上作了一些准备。中国是远东地区妇孺贩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这次会议内容又与中国密切相关。在大家的公推下，陈鹤琴担负起每日草拟报告的任务，并被推选为专门委员，在除大会政府代表发言外的小组讨论和专题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他以娴熟的英语用大量事实回答各国代表提问。首先，中国代表向大会介绍有关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情况。在发言中，陈鹤琴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在中国，每年被查获的妇孺贩卖案件，在上海有400起，在北平和厦门各200起，未被查获的案件肯定远远超过此数字。贩卖妇孺重点主要在上海，其他重点城市有沈阳、大连、北平、天津、开封、潼关、厦门、汕头、香港和澳门等。虽然中国政府禁止卖淫，但娼妓人数仍十分可观，仅上海一地就约有娼妓5000人，加上暗娼则数量超过2万。此外，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女孩被贩卖沦为奴婢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上海1936年的一次登记中，就有1000名奴婢。发言中，陈鹤琴总结在中国造成贩卖妇孺的主要原因有三：（1）旱灾、水灾及饥荒等自然灾害；（2）愚昧无知及贫苦困苦；（3）吸鸦片烟的父母卖掉自己的女孩。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对此曾颁布相关法令，也对贩毒吸毒采取了措施，陈鹤琴提出，废除娼妓必须从教育入手，同时应重视对娼妓性病的治疗，使她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关于加强各国警方和主管当局在禁贩妇孺问题上密切合作和广泛沟通信息的问题，陈鹤琴认为，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已成为贩卖娼妓的“藏身集散地”，因此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应与中国当局合作，共同打击娼妓和贩毒。
关于如何保护移居本国移民免遭贩卖的问题，当英属新加坡代表谈到移居该国的华人妇女在过去的25年中比华人男性多了一倍时，陈鹤琴表示，中国普及教育的发展和妇女解放有助于逐步减少贩卖妇孺。陈鹤琴还谈到，在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有两类，即劳工与商贩，当今的劳工仍为未受过教育者。但中国政府正尽全力加强###教育，以减少他们被贩卖的可能性。同时，他还指出，不应忘记，这些工人对当地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爪哇之行（2）
关于在远东地区取缔领有执照妓院问题，陈鹤琴指出，取缔领有执照的妓院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卖淫的原因，这通常是贫穷和无知。据当时所作对北平500名娼妓的一项调查，仅有11人识字和2人受过教育；在对天津3000名娼妓的调查中，只有13人能读写，占04％，竟有40％为弱智者。在会上，陈鹤琴又一次列举苏联在禁止卖淫方面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十月革命前，在莫斯科有数万娼妓，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妓院并为###设立福利院，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