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玉琨重返凤翔，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经不起打的小军阀，但他的野心很大，不愿永远做个看人眼色的配角。怎么办呢？他吃饭睡觉都在想着壮大自己的势力，唯有如此，才可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也就是说，拥兵自重，雄霸一方，才是他要做的事情。然而，要想做大，就必须有足够的枪械弹药，同时还得招募足够多的兵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是钱，没钱一切都是空想。
为了筹措军饷，党玉琨挖空心思，寻找一切生财之道。而他想得最多的门道，就是在当地老百姓的身上刮油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温饱已成问题，身上又有多少油水可刮？纵是党玉琨派出兵士，四处搜刮勒索，却总是无法满足他贪得无厌的欲望。就在党玉琨急得眼睛发红，心头上火时，有个名叫杨万胜的劣绅，通过他的同乡张志贤，给党玉琨透露了一个消息。
消息称，在戴家湾村后的大沟里，有几处断崖，断崖上有几个“山洞”，经常有人在“山洞”里发现古董，拿到西安，每件能换个几十、上百块银元回来。
党玉琨听得一脸的喜气。他盘踞的地方，周、秦两大朝廷在此发迹，地下是埋了许多东西的，而且他在古董店做学徒时，店老板经常收到一个鼎、一个簋，甚至一个盘什么的，就让他来掌眼，告诉他，哪一个是从岐山县弄来的，哪一个是从扶风县弄来，自然还有凤翔、宝鸡等县弄来的。现在，这些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只要上心，弄点儿古董还不易如反掌？守着遍地的财宝不知道搜寻，党玉琨直在心里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动手。当即，他下决心，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据《史记》记载，秦时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斗鸡台，而且，这里还是周朝的重要城邑。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的斗鸡台，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在此建有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所以也叫祀鸡台。有这样的历史地理因素，埋藏地下的文物自然不会少，当地人也常发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就有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上，其中不乏上等的佳品。早在清朝末年，这里就曾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即便是这样，党玉琨也没急着动手，他先要到戴家湾村考察一下。时在1927年的春天，他一身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乘坐着一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都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早已得到口信，那天穿得也像过年一般，毕恭毕敬地迎在村口，把党玉琨接到家中，大摆宴席，殷勤招待。
盗宝的基本方案就这样在八碟子凉菜、八碟子热菜的酒席上决定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组织工作了。党玉琨虽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地方军阀，干起盗宝的事，一板一眼，组织得还是很有条理的。他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现场盗挖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盗挖总负责，此人曾在汉口坐过庄，买卖古董有些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率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人为监工头目；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此人人称“挖宝先生”，他的具体职责就是作现场指导，并负责对挖出来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杨万胜的家就成了挖宝指挥部，许多后勤供应就由他一手操办，事实是，党玉琨隔个几日，都要来盗宝现场查看，一来就到杨万胜家，由他负责全面接待。
在对盗宝的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后，党玉琨下令正式开挖，时为1927年的秋天。
从事盗宝的工役，全部是从附近县、区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是很大，仅靠就近村落的强行摊派就够了；随着盗挖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的村庄摊派不出，就又扩大到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盗宝，七八里长的一条戴家湾后沟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盗宝人。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盗宝活动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一个垮塌的“山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同一个汉墓。
翻过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又挖出了一件青铜器，现场监督的马成龙说是一个香筒。
请来“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又说是觯。正在分辨器物类型的时候，在同一个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簋和几件残破的器物。此外，还有戈、铜泡等。几乎同一时间在与这处地方不远，又挖了一座墓葬，人下到里边，从踏实的土里刨出了一个巨大的鼎，鼎里还装着一只小羊羔，皮和肉年久已经腐烂，骨架子却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盗宝伊始，便有这样的大收获，党玉琨不禁喜出望外，胃口也随之大增，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愈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大力加强。因之，搞得斗鸡台地区风惨云愁，人神共愤。被抓来的民夫，早起晚归，吃住在荒沟里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现场监工的鞭打。更有甚者，监工们还诬赖挖宝民夫，说他们偷窃私藏了宝物，抓起来严刑逼问，有受罪不过的人，捎话给家里，让拿来银元了事。
前些日子，我到斗鸡台的戴家湾村走访，听几位老人说唱了一首民歌，我听了，觉得很能反映党玉琨的暴劣和老百姓的愤恨：
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
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
斗鸡挖宝八个月，实把百姓害了个扎。
到了当年的11月底，老百姓种在地里的小麦都绿成了一片，而党玉琨的盗宝活动一刻也未停歇。他不管地是谁的，种了麦子没有，揣摩哪里埋有宝贝，就指派人在那里挖，把方圆十几里的麦地挖得千疮百孔，没了几棵麦苗，而他还真挖了不少东西，其中的一个大墓，据参加挖宝的民夫事后回忆，说是墓壁上还画了大片的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大山叠嶂盘绵，牛羊成群结队，有立有卧，其中似有一人，漫漶剥落不清。山的画法，简洁成大小整齐的三角形，牛羊的体格也成比例，粗有轮廓，唯头部栩栩如生，突出了一双眼睛，极富神采。
这样的壁画，按现在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很有秦人早期游牧时的境况。可惜却被盗宝时的野蛮挖掘破坏掉了。如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相信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可能是比墓室里出土的青铜器还珍贵呢。
从这座墓葬里出土的器物最多，而且多为青铜制作，既有鸟纹方鼎、扁足鼎，还有兽面纹尊、兽面纹觯等。值得重点一提的是，收藏在天津博物馆的夔纹铜禁，就是从这座大墓里出土的，当时一共出土了三件铜禁，最大的铜禁上放置着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铜禁上只放三件酒器， 中间是一件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只剩天津博物馆里的一件，另两件也不知去了哪里。
纵然是拥兵自重的党玉琨，大肆盗宝后不久，也遭到恶报，被冯玉祥将军令其下属宋哲元围剿，死在了凤翔东城墙根。
看来党玉琨不知道他已死到临头，从1927年秋盗宝开始，一直挖到来年的春尽，似乎还不肯罢手。特别是最后的3个月，为了掩人耳目，党玉琨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扎根在盗宝的现场，连续演了90多天。据知情者后来讲，戏台下摆满了当地人爱吃的风味小摊和日杂小店，每日里人山人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况。
但他哪里知道，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将军，接到冯玉祥的命令后，已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共约30000余人，分两路向党玉琨的老巢凤翔杀来。
凤翔自古为名城，城内的地势远高于城外，易守难攻。但负隅顽抗的党玉琨能抵抗一时，却不能抵抗半年，当宋哲元组织军队挖了一条秘密坑道，把4000公斤的烈性炸药填进东城墙下，于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引爆，炸开一个20余丈宽的大口子，使攻城部队一拥而入，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全部缴了党玉琨残军的械。作恶多端的党玉琨，自己也遭到了他所应得的惩罚。
就在宋哲元的部队搜捕残匪过程中，士兵们在党玉琨的司令部里发现了一个挂着大锁的铁门，砸开来一看，里面满满当当摞着100多口大木箱，箱内尽是党玉琨盗挖而来的青铜宝物和部分古玉器。接着，又在党玉琨卧室的万宝架上和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里，缴获了一些青铜的、玉石的器物。
宋哲元从剿灭党玉琨的战争中，缴获了如此多的珍宝古玩，转运到西安的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了一天，让参加攻打凤翔的部属饱了一回眼福。随之，就让他的心腹萧振瀛押送，暗藏在军部的一个密室里。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开始了一个戏剧性的流转和失散的过程。
还好，宋哲元初获这批珍贵文物时，在西安的新城光明院，请来文物鉴定专家薛崇勋先生，看着他对全部的古物逐一鉴定。同时，还请了芦真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每件文物拍了照片。在为文物作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对有铭文的青铜器，都一一拓下拓片。那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少则1～3字，多则十几个字。宋哲元后来调离西安，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带走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和拓片资料，后在西关的一户种菜农民家里发现。
是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偶然获知这些资料信息的，他找到那户农民，以与蔬菜价格差不多的钱数买来这些资料，并小心地收藏着。过了些年头，王子善的生意做得颇不顺畅，就把他收藏的5大本装裱得仿佛字帖一样的珍宝册子，拿到西安北大街上的废旧物品市场兜售，时为1943年仲春。
在西安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的刘安国，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知道5大本珍宝册子实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