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的刘安国，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知道5大本珍宝册子实录了斗鸡台盗宝案里的全部宝物，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套，便有意出资买下来。恰好，王子善的儿子就在刘安国的中学任教，利用这样一层关系，刘安国很容易地买来了那套照片配拓片的图册。
刘安国购到这些照片和拓片的图册后，曾请古董专家杨仲健先生过目，并请当年鉴定过这批文物的薛崇勋先生辨识，均为他们所肯定。
特别是薛崇勋老先生，再次目睹这批文物的图片，不禁感慨万端，殻ъげ灰眩煨廊幻剩谕疾岬撵橐承吹溃骸耙推骶氨疚宀幔烁黄降池圭ㄓ耒┳し锵瑁确⒚穹蛟陟爰μǚ⒕蛘摺Ｎ斐剑�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哲（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解者，去今已一十五年矣……不意，巳酉春，依仁（刘安国）兄在长安市中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应当说，宋哲元在最初获得这批文物时的做法是不错的，既作了鉴定，又拍了照片和拓了拓片，这对研究和保护文物是个很好的举措。可是接下来，宋哲元就不像陕西省政府的主席了，倒完全像个文物贩子，首先把一部分经过鉴定的珍贵文物，作为人情送给了他的上司冯玉祥。其余部分，在他离陕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他的家里。也不知宋哲元给冯玉祥都送了哪些文物，解放后，由冯的夫人李德全只把一件名为水鼎的文物捐出来，收藏在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自己保存的那部分，有一些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他著述的《东方学纪要》里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所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梅原未治的话，显然是冤枉了冯玉祥，但也证明，党玉琨所盗的宝鸡斗鸡台宝物，大部分就是由宋哲元及其亲信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许多珍贵青铜器。
1941年，宋哲元病逝后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派兵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宋哲元誓死抗日的壮举，日本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铁蹄踏进英租界，当下就抄了宋哲元的家，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尚未卖出的文物全部被扣押。
稀世珍宝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能有个好吗？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好，他手里有钱，是贩卖文物获得的钱吗？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是舍得花钱的，通过不断地请客，不断地送礼，又从日本人手里讨回了部分文物，里面就包括了西周的夔纹铜禁。
宋家知道这件西周夔纹铜禁的珍贵，但又怕露富遭灾，不敢把铜禁摆在显眼的地方。思来想去，宋慧泉先生就把铜禁藏在夫人王玉荣的住处，故意很随便地放在屋前公共走廊的一个破木箱里，再在上面堆了许多煤球。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做法，使珍贵的夔纹铜禁安然度过20多年的时间，直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冲进宋家的大门，查抄了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物品，却也让夔纹铜禁留了下来。然而到了1968年，因为家务事的纷争，夔纹铜禁被砸坏了，准备卖到废品站里换几个小钱。恰在这时，有人报告了天津市的文物清查小组，而清查小组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件文物的下落。闻讯，他们立即派人到王玉荣的住处，把砸成50多块的夔纹铜禁，接收了回来。
好端端的东西成了这样，让看到它的专家们无不痛心。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在进一步的拼接中，却又发现少了一块，那是宋慧泉的女儿敲下来当废铜卖了的。文物专家们不敢怠慢，回访自愿捐献夔纹铜禁的王玉荣，知道内情后，就到废品站去搜寻，没有找到，便又往下追，去了天津市的炼铜厂，从堆积如山的废铜里找回了那一块，经过拼对，破碎了的西周夔纹铜禁又可以复原了。
修复西周夔纹铜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老专家。他们在北京的一间很不显眼的房间里，经过数月的辛勤劳动，又是焊接，又是打磨，终于使这件历尽坎坷的稀世珍宝，又完整如初了，然而留下来的遗憾，又哪里能圆满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件夔纹铜禁不是单个的一件，与它在一起的还有鼎、尊、觯、爵等数件青铜器物，也不知现在都去哪儿？唯余一件孤零零的铜禁在天津的博物馆里，成了馆藏中的镇馆之宝。
解放后的1955年和1956年，保存着斗鸡台盗宝案中的五卷本拓片和照片资料的刘安国，曾两次托人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及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手边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是极重视的，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而且还作了应有的研究笔记，但却因故未能出版，便把原物退回了刘安国。可惜“文革”开始后，刘安国的家被抄，那些他珍藏了许多年的资料不可幸免地又都遗失了。
殷商重宝司母戊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郊外的机场，缴获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战利品——司母戊方鼎。
听说，司母戊鼎是蒋介石逃台前，计划运往台湾的国宝之一，但是它的体积太大了，负责进行迁台文物工作的人员，可以把它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装上卡车，拉运到机场来，却没办法把它装上飞机：飞机的舱门太小了，没有办法把太大的司母戊方鼎装进去。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所以能从故土来到南京，是因为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一次巴结行为。1946年10月，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学生，获知校长60大寿，就想着法子要让校长高兴一把。是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很能打仗的王仲廉，却在这件事上犯愁了。怎么才能让校长高兴呢？他想了许多法子，都不能使他满意，这便有人给他建议了：
作为礼物，把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送去，校长应该是会高兴的。
一语说在了王仲廉的心头上，他带了护卫队，从司令部所在的新乡县北去安阳，把权且收藏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在地的司母戊方鼎“借”了出来，装上火车，武装押送，直达南京，作为贺寿的礼物献蒋。也不知什么原因，蒋介石却没有正面接受，但也没有原物退回，只嘱咐下来，由南京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妥为收存。即如此，王仲廉就已非常满足了，善于揣摩校长心理的他，知道他送来的礼物，校长绝对是高兴的。果不其然，事过两年，司母戊方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玲，亲往展馆参观，是日，蒋氏夫妇站在司母戊方鼎前的摄影新闻，占据了包括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所有报纸的头版。
让蒋氏夫妇无法想象的是，事过一年多，他们败逃到了台湾，而他们钟爱的司母戊方鼎，却极为侥幸地留在大陆。
围绕着司母戊方鼎，从出土之日起，有着太多的传奇和艰险，应该说，青铜重器司母戊方鼎的出土太不是时候了。
日本人占领了安阳殷墟后，发现西北冈的东区有片茂密的柏树林，他们惧怕柏树林成为抵抗日军侵略的遮掩地，就组织民夫砍了柏树林。过去的考古发掘，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他们所以没有触动这里，是因为柏树林是当地村民的祖坟。然此地为殷商王陵的传闻，也广泛地流播民间。于是，有人趁着乱世，来这里偷挖了。
偷挖者为武官村的村民。他们生活在这里，知道这里是一块不可多见的风水宝地。过去的日子，除了眼见中央政府组织的考古发掘外，他们也曾自发地搞过一些挖掘，而且也有很好的发现，卖给古董商人，弄了不少的银元。这次他们要有组织地进行盗掘活动了。
具体的组织者是谁，随着时光的流逝，已不好说清了。能够知道的是，他们在1939年，对有殷商王陵传说的那片祖坟墓地，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盗掘，可是除了证明这里确为殷商王陵之地外，却少有文物发现，因为有盗墓贼早于他们已经偷挖过了。他们沮丧、咒骂，但却没有善罢甘休，转移地点继续进行有组织的盗掘活动。
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武官村有点家业的吴培文，和他的叔伯哥吴希增到砍光了柏树的坟地里来祭祖。兄弟二人在覆盖着一层白雪的坟地里走着。发现这里一个坑，那是一个洞，知道坟地又被盗墓贼挖掘过了。兄弟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祭罢祖宗后，回家取来镢头铁锨，商量着把被挖得破破烂烂的祖坟重新修好。自然，这是需要取土来修的，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兄弟俩一个挖土，一个送土，干了有一会儿，挖土的吴希增让吴培文看土，时年18岁的吴培文看不出土的特别来，但他的叔伯哥吴希增看出了不一样。这位很有经验（不晓得他这经验是从哪儿得来的）的叔伯哥吴希增，十分诡谲地朝吴培文笑了笑，给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咱们往下挖，说不定土下有宝哩！
还真是让吴培文很有经验的叔伯哥吴希增说准了。兄弟俩在那块土色土质不同的地上挖着，从2月23日（农历初五）开始挖，一直挖到3月15日的深夜，兄弟俩总共向地下挖到近4丈深时，吴希增刨进土里的探铲，突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上。吴希增心里一喜，在把铲头提上来仔细看时，铲刃卷了，却恰到好处地带上了一些绿色铜锈，在这方面依然很有经验的叔伯哥给吴培文说，我们探到宝了！
兄弟俩的心这时跳得快了，嗵嗵嗵嗵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远处望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