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顾局长就不同了，自打回来就在家里呆着，老婆也不说什么，只会哭。听说上级找他谈过话，局长的职务也辞了。
再后来就调到了市税务局，没有职务。听说几乎不上班，有老乡在街上碰到过，和老婆逛街。还是那副淡淡的笑容，腰板还是那么直，只是苍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
就在人们渐渐淡忘了他的时候，他死了。说是直肠癌晚期，医院要给他化疗，他坚决不同意。在医院只呆了两三个月，人就死了。据说走得很平静。
于是煤城再一次谈论起他们的事。两人私奔时王燕带着5岁的女儿，去了广州。有人说王燕发现顾局长卡上只有五万块，跟他吵了一架，就回来了；也有人说，那女人走时带着女儿就是为给自己留后路，她只是想出去玩玩，知道丈夫不会不要她。
至于顾局长私奔时是怎么想的，回来时又是怎么想的，他从来没说过，也没有人知道。 。 想看书来
十、老师摘了帽子——“帅”啦！
十、老师摘了帽子——“帅”啦！
两口子终于决定大宴亲戚了。为这事，两人策划了几个星期，否定了几个方案。该请的很多，包括俩人各自的舅舅、叔叔、姨姨、姑姑，堂亲和姑表兄弟姐妹，居然有60多人呢。
这两口子都是近20年的老教师了。丈夫是煤城三中的数学老师兼初三重点班班主任；妻子在煤城最好的小学教语文，也是班主任。他们想还多年来欠亲戚的人情，因为穷，十几年了几乎跟大家没什么往来，感到很丢脸。所以这次坚决不收任何礼钱，只为还十几年的心愿。
19年前，他俩在东川学校结婚了。他毕业于师范学校，她是个民办教师。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拉扯三个弟妹供他读完书很不容易。自己家穷，给不起女方彩礼，而她看中他是个正式工，所以在同事的撮合下两人就结婚了。她的父母很反对这门亲事，女儿居然没要一点彩礼，而她自己除了两床被褥外什么也没有，就在学校的单人宿舍里安了家。
这一年让二人非常难熬。结婚时亲朋同事送了贺礼，他们用那些钱付了酒席费用。同学和同事很快也开始订婚、结婚、过满月了，邀请他们。这下他们着急了。他每月60多元工资，她一月才挣12元。可是给朋友随礼一次就得20元，亲戚要30至50元。结婚以后，他几乎每月都去财务那儿借工资。一年以后，两人决定再也不参加任何亲事了。二人本来也是不好交际之人，这以后同事和亲戚就很少跟他们往来了，二人的生活圈子也越来越小。
第二年，女儿出生了。满月那天，他把两家的父母兄妹请到自己那个狭小的家里吃了简单的饭菜。众人问起孩子的名字，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早就想好了 ，就？##В ？
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个女孩子的名字。
“教师太苦了！我起这个名字就是不希望女儿以后再当教师，也希望我们教师的待遇能好起来。教师的‘师’字摘掉帽子不就是个‘帅’字吗？”
以后的日子更加艰难，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奶粉就是一大笔开销。更让他们痛苦的是，单位的同事逐渐跟自己疏远，出去喝酒吃饭基本上不会叫他俩，渐渐地领导对他们的不识好歹也很生气，经常给两人小鞋穿。家里逐渐添置了彩电、洗衣机、组合柜，都是从牙缝里攒下的。除了过年老家给几斤猪肉外，一年几乎不买肉。很少买大米，就吃老家产的小米和土豆。孩子们也很少跟别人玩，放学了就在家写字看电视，性格变得孤僻。
他俩手头好像从来没宽裕过。过了几年，他们在学校旁边她村里批了块地，盖起了两套楼板房。除了欠下一屁股债，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熬了。大家嫉妒他们的房子，同事更加孤立他俩，到处撒布他家的穷日子和不通人情；领导经常开会莫名其妙地批评，还把他发配到了小学。她无处发火，只好拿孩子和老公撒气，父子们一看见她就不敢吭气，日子就在这种郁闷的环境下渡过。2000年，她终于考上了成人大专，自费去省城读书两年。
她转正后，家里确实喜气洋洋了一番，虽然有欠款，还是看到了曙光。可一看周围的同事，都成了一帮年轻人和快退休的老教师。当年一起的同事不是升职就是到了县城，而自己15年了，还呆在这个剩下不到80名学生的东川学校。女儿明年就要去县城上高中了，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回县城了？
就在这年的元旦，他当年的高中同学聚会。自结婚后他几乎没跟同学来往过，那时，他才感到自己过的多么落魄。人家有当县长的、乡长书记的、校长的，当年落榜的不少人竟成了大老板，个个财大气粗。看看自己畏畏缩缩的样子，回家后好长时间都闷闷不乐。过了年，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首先去求在银行上班的表哥贷款两万，然后把这笔钱送给当副县长的同学和教育局长，争取调回县城。
提着茅台酒、中华烟，他战战兢兢地敲开了县长同学的家。老同学没有一点架子，招呼他坐下。听了他的境遇，很是同情，责怪他早不行动，并一口答应帮忙。他拿出钱来，县长生气了，“你这是干嘛！老同学还用得着吗？再说，我也不缺这点钱。”他感动地当场就落下泪来。
当时煤城最实惠的单位就是教育局，想调回县城太难了。他在县长同学的授意下给教育局长送了一万。还是很幸运，她居然就调到了煤城最好的小学，但他还在东川，教育局说两口子能调动一个就很照顾了。
夫妻两地分居，他经常乡下城里两头跑，但收入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城里的家长对孩子特别重视，好多家长每个学期都给老师送红包，一家比一家多。隔三差五有家长请吃饭，无非就是希望老师能多照顾自己的孩子，上课多提问，作业认真改。那时她还没当班主任，周末还是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她家里补习。一年下来，居然有几千块的补课费。她自己也破天荒头一回买了几套好衣服。
第二年，他对调动的事更加上心。也不怕去麻烦同学了，教育局长的办公室和家里跑了好几回，当然每次都不会空手去。正赶上新成立的三中需要不少老师，他很幸运的到了县城。
煤城的学校一直很紧张，农村“普九”时盖的漂亮学校几乎没有学生了，都随打工的父母住到了县城。从小学到高中，每个班的学生都在###十人。学生的座位就成了家长焦心、老师头疼的事了。煤城人不是有那句名言 “送点钱还不行吗”？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坐在后面听不见，就争着暗地里给班主任送礼。送礼的家长太多，好座位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满足。于是社会上就流传着 “500块往前调一排”的行情。后来有的班主任就想出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办法，前四排的和后两排的学生不动，中间几排每个星期前后轮流。前四排是关系最硬的学生，后两排是不送礼且学习不好的学生，中间是送礼但社会关系一般的学生。也有个别班主任趁机敛财。某学校的一位班主任，刚刚从宿舍搬入新单元楼，就找家长轮流谈话，谈话的地点就在他家，家长当然不可能空手去了。
他俩还不敢歧视哪个学生。但家长还是给他们送钱，一旦推辞，家长就认为是嫌少，下次送得更多了。没办法，只好收下。时间长了，倒也收得心甘理得了。后来在家长的照顾下，他们居然低价集资了一套单元房。
2007年，也就是他调到县城的第二年寒假，两口子晒了晒各自全年的收入。
她的收入：
一年工资加奖金： 18，000元；
政府补贴 ： 10，000元；
平时及寒暑假补课收费：8，000元；
家长送礼（不包括物品）：15，000左右
年总收入：约51，000元。
他的收入：
一年工资及奖金：约26，000元；
政府补贴：10，000元；
补课费：约3，000元；
家长送礼（不包括物品）：12，000左右
年总收入：约51，000元。
两人开心地笑了。一年收入10多万，他们以前做梦都没有想过。自从到了县城，两人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也跟新同事、老同学来往，心情舒畅了。但对于亲戚，他们始终感到愧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亲戚请他家了。
这时候，他小心地看着老婆，“你看，咱是不是把亲戚们请到酒店聚一聚，不要收钱了。毕竟这亲戚还是要来往的，儿女也不小了，结婚时也得亲戚朋友来捧场的呀。”其实她也有这心事，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跟亲戚开口。
接下来就是商量请哪些人，怎么联系，定多少钱的酒席，宴会上该说些什么话。整个春节两人一直在讨论这事。
大年初一开始，他们就带着礼品第一次去了长辈家拜年。虽然人家有点吃惊，但还是非常高兴。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辈，大家都一致表示感谢，顺便也给自己的儿女们打了招呼。
元宵节那天，他们准备了六桌酒席，每桌光饭菜就600元，加上烟酒饮料，总共花了近八千块。但他还是非常开心，给每个人都敬了酒，说了道歉话，喝得酩酊大醉，还要喝，众人谁也拦不住。一只手在空中乱晃，边喝边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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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吹牛也能吹死人
十一、吹牛也能吹死人
“吹牛也能吹死人”。看官听了这话可能不以为然，以为又一哗众取宠之徒。煤城人也有同感。但若说到煤城最近发生的陈老虎一家五口被杀之事，大家都缄口了。
陈老虎，煤城河岔乡人士，39岁，膀大腰圆。曾跟别人合伙开过焦炭厂，被政府关闭后自言做煤炭生意，家产不祥。家有一妻两女一子，儿女在当地上学。
一日，这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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