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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在经济格局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北方著籍户口的严重减耗，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国家登记的人口数，南方超过了北方。其次，由于北方的财赋重地为与朝廷对抗的藩镇所割据，南方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是，江南上交朝廷的赋税多，并不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剩余产品就多于北方。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朝廷的财赋倚重地区，但还没有确立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唐末大动乱对南北经济都造成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不休，战乱频繁，而南方经济恢复较快。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南方的农业经济向丘陵山区推进，经济作物（如茶叶等）开始广泛种植，南方腹地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稻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宋朝，江南水田农业最终超越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位确立。这就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南北经济差别扩大。到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
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取决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掌握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优越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进步。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文化重心南移，同样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主要还与北方士人的南迁有关。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在唐代中后期的南仕、南贬、南游，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韩愈之贬任潮州、李德裕之贬人袁州等。
唐代后期是一个起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文化人物不断涌现。如在唐宣宗大中（847—860）以前，荆州（今湖北江陵）“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太平广记》卷182《刘蜕》），大中年间，举人刘蜕科举及第，终于打破了天荒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卢肇中状元。当时人们还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袁州出举人耶？”但是，正是在他们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层出不穷。
入宋以后，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论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文坛领军人物，大都是南方的面孔了。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的优势明显，在北宋后期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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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而且，因此形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
所谓“祖宗家法”，是指在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一直在遵循的政治准则。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决策集团对于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宽仁尚礼成为两宋时期统治方针的主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被认为是“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种精神首先贯彻到制度的设计之中。宋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用人格局中，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等原则。
“祖宗家法”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针上，更是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宋朝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在宋朝的许多士大夫看来，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哲宗时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八项。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宋人在许多时期的不同场合都谈到“祖宗家法”，很难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罗列。“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参见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核心精神就是宽仁尚礼的方针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这都与北宋的开国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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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大臣们相信祖宗之法已经完美，只需遵守，如果妄有更张，将对国家造成伤害。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太宗时的宰相赵普，在厅事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递交评论时政利害提出改革建议的文字，他都将其投入瓮中，根本不看，等到瓮满之后，即焚于通衢。又如，真宗时担任宰相的李沆说，自己多年做宰相，“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这种政治风气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贬为保守。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守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唐代以来“进士浮薄”风气的一种抑制。太宗真宗时期，用人极重资历履行，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淳化二年（991），在选拔翰林学士时，候选人有张洎、毕士安等。最后用了毕士安，太宗的考虑是，张洎与毕士安相比，词艺、践历固然不差，“但履行远在下尔”（《宋史·毕士安传》）。宋代科举实行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宋太宗常常亲临殿试，“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即如太宗时担任宰相的吕端，做了四十余年官后被提拔为宰相，还被认为是“骤被奖擢”。吕端老成持重，宽厚多恕，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对于各种争议和分歧，很少发表意见。太宗非常信任他，下令宰相们讨论的事情，只有经过吕端拍板才能向皇帝闻奏，并称赞吕端为“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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