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年，妯娌间由争吵到动手，战争不断升级；最后老三动手打了嫂子，老二虽未动手，兄弟之间，也已然反目。
父母仍不知反省自己的做法，爸爸所能做的还是继续换房。房子又换了，老二和老三分开来住。但老二的夫妻感情已产生裂痕，我以大哥和媒人的身份几次劝解，也未能奏效，最终离异。有个女儿，判归女方。
对于这一段纠葛，我不打算细说。
弟弟们是受害者，弟妹和无辜的小侄女难道就不是？
其实父母也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但他们觉悟不到。
“妈妈”有一回忿忿地说：
“老二讲，是我们毁了他一辈子，有这么讲话的吗！”
这么讲是有失偏颇，但为什么亲生儿子能讲出这番话，他们不愿做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有的人就是虚活百年，也与之格格不入。
明朝思想家吕坤说：“家长，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欢爱而敬重之，次则使人有所严惮，故曰严君。下则使人慢，下则使人凌，最下则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乱者；使人凌，未有不败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呜呼，齐家岂小故哉！”
吕坤把家长分为五等：使子女敬重者为上，使敬畏者次之。然后是使子女怠慢者，使子女欺凌者，使子女仇恨者。在单方面强调子女“孝道”的时代，吕坤能提出“尊长自修”，指出家长的修养是齐家的根本之道，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我与母亲和姐姐保持通信联系，过年过节也寄一些钱表表心意。有了孩子后日子过得比较紧，孩子的花消就占了我们收入的大部分。妻子娘家的家境也属一般，岳母是家庭妇女，岳父是北京某厂的干部。女儿出生的那年夏天，岳父怕外孙女身上长痱子，给我们买了一台落地扇，这在当时算是“高档电器”，我们俩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块钱出头，根本买不起。
我回北京也有了两个“家”，或到朝阳区的父母家，或去丰台区的岳父岳母家，但去丰台的时候多。
平心而论，父母对我的女儿虽不甚关心也大面儿上过得去。过年过节，给孩子买件衣服，给点压岁钱。我们回北京，当然也不会空手。一时间礼尚往来，倒也还融洽，起码在外人看来如此。
有一年过“十一”，学校发了一只包装好的烤鸭。五岁多的女儿闹着要吃，我哄她说：
“这鸭子大，咱们吃不了，回北京到奶奶家再吃，好吗？”
女儿听话地答应了。
回到北京，我们带来的东西被收到一边，没人再提起，我也差不多忘了。第二天，女儿拉着我的手小声说：
“爸爸，我要吃烤鸭。”原来她还惦记着。
我想起了对女儿的承诺，对“妈妈”说：
“咱们把那只烤鸭吃了吧，小洁想吃烤鸭，我答应她的。”
“妈妈”把脸一扬，气哼哼地说：
“这怎么吃呀？吃烤鸭要有小饼，要有甜面酱，还要有葱，现在哪有啊？”
我不知道吃烤鸭还有那么多的讲究，长这么大还真没吃过烤鸭，只好作罢。
我觉得怪对不起女儿的，把她拉到一边说：
“以后爸爸再带你吃烤鸭，吃好多好吃的，行吧？”
女儿失望地点点头。
妻子对这些类似的事情倒不在意，毕竟我们回北京是当一回“客人”。“妈妈”当着我的面夸奖她：
“小湘不错嘛，没那么多事儿。”
第四章革命与人道第六章心灵的深渊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9：00 字数：18770
第六章心灵的深渊
伟大慈爱的圣母啊，
请你伸展仁慈之手，
抚慰我心中的悲苦；
愿你那温暖的慈光，
永照我身……
——圣母颂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走。我由此得空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姐姐。
姐姐已于几年前调到南京，在姐夫任教的“华东工程学院”工作，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
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我又见到了姐姐一家人。大年三十，能和母亲在一起吃团圆饭，是平生的第一次，母亲也十分的高兴。姐夫是搞军工的，是学院里的骨干。姐姐家添了一个男孩，外甥女也由小丫头变成了大姑娘。一家人和睦美满，其乐融融，真令人羡慕。
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乘火车回京，车厢里空空荡荡，简直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包厢，清静而舒适。我大年初一下午到的北京，然后径直回了密云。
在密云工作的教师，家在北京市里的，十个有九个想往回调，而十个里有一个要如愿都难于上青天。市里的接收单位好找，问题是密云县不会轻易放人，这里有师资缺乏的原因，也有人事制度的弊病。有人就想出了怪招，有一对年轻的教师，从北京回来后哭哭啼啼，说孩子得了白血病，活不到一年；还拿出来医院证明，恳求调回去陪孩子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把领导都说得泪眼花花的，于是很快拿到了调令。过些日子有人在王府井看见他们带着孩子悠哉游哉地逛街，大为惊讶；他们倒满不在乎：“没事儿，这孩子命硬，咒不死！”
我原来没想过调动，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到密云来的。父母也从未和我提过往回调的事，他们巴不得我远远的。他们倒是想过把“老大”（妹妹）从外地调回来，但进京的户口难办，他们办了几次也没办成。
成了家，有了孩子，我的想法慢慢地有了改变；一是妻子在家是老大，她的父母希望她离家近些，彼此好有个照顾；再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回北京对将来的上学和就业或许有利。当时“农广校”新成立，正按编制进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于是写了请调报告，北京那边也向县里发了商调函；没想到借调容易调动难，密云县这边不买“农业部”的账，就是不放人，我是干着急没办法。
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调动时已是八七年，“农广校”编制已满，去不成了。程老师在丰台区当教研员，经他的推荐，我调到了“丰台师范学校”。到丰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答应给我解决住房问题，区里两座新的教师宿舍楼即将竣工。师范的王校长对我说：
“你父母家不是在市里吗？先在家凑合些日子，房子年底就盖好，明年年初就能分下去。”
我折腾调动也有些时间了，父母对我的事抱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立”态度。家里在老二老三搬出后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大间父母住，小间闲着，不到十平米。我把爸爸叫到小屋，把借住一段时间的想法和他说了，爸爸还是那句话：
“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过一会儿他回来，一脸郑重地说：
“你妈说不行，这间房子乐乐（老大的小名）回来要住的。”
这分明是欺人太甚。
妹妹并不是每年都回北京，就是回来也不过是春节的十几天假，这显然是个借口。
我是家里的长子，为什么这个家就没有我住的地方，连暂住一段时间也不行？
我本想和他们理论，转而一想，和不讲理的人也无法讲什么理；再说，勉强住进来也没什么意思，我什么也没有说，忍下了这口气。
我翻过来又和师范的校长说，父母住的地方太远（其实离家远的老师为数不少），希望学校能给我安排一个暂时周转的住处。学校还真不错，答应给我解决，我才有了回京的立足之地。
八七年秋天，我带着女儿住进了“丰台师范”的教师宿舍，女儿转到附近的小学，升入小学四年级；妻子随后也调了过来，在离师范不远的一所中学上班。
二．粲然一笑
巴尔扎克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
我的体会是，继母的心也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也找不到一点温情。
这次拒绝借住让我看透了他们的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