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汇报说，编辑《中国》比原来想象得复杂。《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中国》一出现，人家就有看法，有些看法也有道理。现在《中国》拥有大量不知名的青年作者，有些人经过三五年培养是可以成名的，比如山西的田东照。我 们的班子不是一个工作班子，是个荣誉班子，有些人不干什么工作，还要横加干涉，所以编辑部工作很困难。绍棠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推荐的作品没有用，也有意见。我们现在 很困难，编辑人员太少，《中国作家》有后盾，我们没有。我们的规格应该与《人民文学》大体相同。现在需要党组帮助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我 70％的精力放在《中国》，却在《新文学史料》拿工资。
丁玲插话说，有件事要说清楚。头两期只有牛汉和夏熊领着干，原来说是民办公助，拿来的编辑费除留公用外，按八个月劳动量，按多劳多得原则分配给编辑们，这样一个月有五 十几元，结果引起舒群发脾气。丁玲说这话，是因为舒群把编辑费问题反映到党组去了，她要当着党组书记唐达成的面解释清楚。
牛汉接着说，应该定一下《中国》的编制，我们想搞二十五六个人，编辑要15个人，其余搞行政，不一定一下子进来，可以逐步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班子不行，主编副主编衰 老，因此编辑部的力量要加强。我们现在没有突破，读者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是纯文学刊物，阳春白雪，与群众有距离，要雅俗共赏。（丁玲插话：没有雅俗共赏，雅 俗共赏的结果就是俗！）钱的问题，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开办费借了十万元，一个大型刊物至少要有两个月周转费二十万元。文化艺术出版社管印刷发行，刊物不赚钱，他们 情绪也低落了，第一期说盈利五千元，第二期说赔了，第三第四期就不愿干了。
牛汉汇报完，丁玲说，这个刊物最好不要饿死。我个人很高兴饿死，那样我可以安心写文章去，可是对读者无法交代，对作协名声也不好。为什么作协有那么多刊物，唯独容不下 这个刊物呢？现在我们把问题摆出来，就是跟你们要人要钱，还请你们谈谈对《中国》的看法。官是我们自己封的，你们承认不承认？原来我们想搞民办公助，后来上面批下来， 是作协的刊物，强加给你们的，你们准备怎样对待，要有个明确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一、你们要不要这个刊物？二、怎么办这个刊物？这个领导班子不行，可以改组。现在我 们的评论界太不像话，想拉的人拼命捧，不想拉的人就打。我在中宣部开会批评了《绿化树》，也犯罪了？我不收回。有些人说什么保卫《绿化树》，作品有什么可以保卫的？我 实在厌倦在文坛里呆了。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摸底的，正是因为我摸底，人家就讨厌我。《中国》可以改组，你们觉得谁好，都可以进来。牛汉是个好人，他可以留下来。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4）
牛汉说，邓友梅的思想不僵化，可以来办刊物。我们明年改成月刊，现在双月刊定价一块六，太贵。陈明说，现在的问题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向我们刊物要补贴，给不给？
丁玲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扯得太远了，现在是作家协会承认不承认这个刊物，给不给人，给不给钱？她两个眼睛直视着唐达成，唐达成只得开口了。他说，这个刊物有点先天不 足，你既然批了作协可以办两个大型刊物，就应该连同编制、经费一起批，但是都没有解决。我向中宣部提过意见，贺敬之同志说解决不了。我们也去编制委员会争取过，可现在 工资改革，编制冻结。开办经费上级也没有给，我们临时借了十万元给《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个人是解决不了的，请你们写成书面报告，提到党组讨论一下。杨子敏说，各位 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么大一个刊物，没有人，没有钱怎么办？我们也非常苦恼。
汇报会么，只是汇报，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还得要起草报告！这一次，苦差事派给了王中忱，他写好后陈明与曾克又做了修改，6月22日，以丁玲署名的报告交给了作协党组和作协书记处。这是就编制和经费问题给作协的第 三份报告，也是由丁玲一个人署名的第一份报告。
在财力人力方面，《中国》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们曾几次向党组汇报，请求帮助。六月十五日，我们特别约请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等负责同志来作集体汇报，细 陈种种，请求紧急援助。现再次向党组、书记处汇报，恳请予以关切，并采取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困难。
（一）经费问题。《中国》自去年创刊至今，作协临时拨给开办费十万元；八五年又批准年度事业费十万元，我们甚是感激。我们均节约使用（有详细账目可查），至今剩余不多 ，维持日后的办公经费，尚有困难。本来创办这样一个大型刊物，需要多少开办费、业务费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承印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次的纸张投资便付出九万元，这表示了该 社对作家协会的支持和对文学事业的关心。但该社是独立核算的企业，《中国》的出版占用了该社部分资金。近来更因为纸价暴涨，印刷工价提高，已印刷的三期《中国》计亏损 三万元（一期盈四千元，二期亏近万元，三期估计亏两万元）。目前，第三期已脱期一个月，如再不解决亏损补贴，出版社将难以继续支持，《中国》有停刊的可能。
（二）编制问题。《中国》至今只有正式编制三人（其中编辑一人，事务员一人，司机一人）。现有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兼职。我们根据工作需要呈请批准正式编制名额为二十五名 ，这和其它同类刊物比较，并不算多，恳请从速批准。
上述难题，迫在眉睫，恳请党组、书记处明察，并请明确指示，以便遵循。我们将一本初衷，坚守岗位，工作下去。《中国》幸甚，党的文学事业幸甚。
与前两次报告相比，这份报告讲述的困难更为具体。但与前两次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仍旧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丁玲对作协党组彻底绝望。从七月开始，她转向求助习仲勋。
2。 黎辛感到委屈（1）
1985年的《中国》，第一期1月30日出版，第二期3月30日出版，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消息。刊物脱期了，因为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见了。
2003年6月9日，中国文艺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介绍说：办《中国》时，丁玲找了党委书记苏一平，苏一平住在木樨地24号楼，丁玲住22号楼，离得很近。当时贺敬之兼任艺术研究院 院长，我是副院长，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苏一平直接找了出版社社长王致远，王致远又来向我汇报，说你知不知道，丁玲与舒群要编文学杂志，苏一平同志让文化艺术出版社给 他们印刷出版。我说我不知道。王致远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干吧！王致远说，编杂志一般要赔钱，特别是刚创办的时候。我说，赔就赔吧，一期赔个三五千元，一年赔上 三五万元，年终时候研究院多补贴你们一些就是了。
黎辛说，当时出版社给《中国》的稿费是按最高标准，当时的标准好像是千字12元、14元、16元三档，我们按16元给；编辑费是按照稿费的十分之一给。后来冯夏熊找出版社，说 编辑费要按十分之二给，出版社不同意。牛汉也来找，说我们办公费不够，你们按十分之二给我们编辑费，将来差多少钱，我们再给你们，但是《中国》一直没有给出版社钱。
《中国》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矛盾，就是由钱引起。
印刊物需要纸，当时纸还是计划供应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便宜，计划外的叫“议价纸”。贵一些。出版社原来的供纸计划内没有《中国》，只能使用“议价纸”，出 版社向《中国》要纸张补贴，《中国》又拿不出钱来。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导致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在6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王中忱汇报说，第五期出版社不给发，原因是补贴问题没有解决。出版社要补贴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原来说是民办公助，出版社 赔钱还是一种资助，有名誉，现在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其他刊物作协都给补贴，为什么独有《中国》要由出版社负责？
冯夏熊的人事关系还在艺术研究院，比较了解那边的情况。他说，出版社是企业管理，即使苏一平同意帮助我们，财务也不一定同意，另外他们的公司赔了70万，现在也要从各方面挤，还说《中国》挤了他们的刊物《文化广场》。现在出版社的领导、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对《中国》的态度都有所改变，原来第四期都 不准备接。当然他们也有客观原因，确实拿出20万元垫进去了。我们要考虑寻找别的出版社。我和牛汉跟文联出版公司谈了，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但每期要收管理费，按最低价 格，在5％以下。还有一条路是交给作家出版社。现在哪家出版社都愿意要，前提是要我们拿出20万块钱。
3。 金瑞明靠不住丁玲办《中国》最初提出“民办公助”的口号，但是1984年12月21日文化部给中国作协《同意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文中明确说明：“《中国》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不是民办公 助刊物。”作家协会说，《中国》没有纳入1985年度的财务预算计划，上边没有拨款，因此无钱可给《中国》，只临时借给三个编制名额和年度业务包干费10万元。丁玲为了不受 制于人，从黑龙江农垦系统借款110万，全部投入金瑞明的东方公司，每年支取20％的利息用作办刊经费，三年后索回本金。txt电子书分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