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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
现在已经10点了，我正在喝第二杯曼哈顿酒。理查已经忘了我今天去探望过他。他以为我们错过了前往普罗维登斯的火车，现在正在生闷气。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像他那样的地狱是什么滋味。我只能勉强拿我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弄丢包包的那次经验来做比较：一开始觉得很震惊，接着就得面对弄丢机票、身份证和钱所带来的不便。但再来，我发现自己最怀念的不是信用卡，不是驾照，也不是手机或钱，甚至不是口红。我最怀念的是我肩上背着包包的感觉，那种乱翻包包的安全感，我手指会摸到一大串钥匙、几张面纸、旧香烟盒里有一根挤歪的香烟，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的小东西，证明我还活得好好的。这是票根、这是商店收据、这是支票已经用完的支票簿，但支票簿后面有我写下的几行潦草的字，这几个字才是我真正的支票。没了包包，我就没安全感，没法觉得自在，好像自己的一部分也没了。这就是我先生失去的东西。他早餐吃了什么、明天做什么、口袋的铜板叮当作响，他都不记得。他无法记得最近的事，他必须自己捏造。
二十年前我问过一个朋友，问他会不会有一种持续的渴望感，我想知道那种渴望。他回说：“当然有。”我们当时在五十九街的池塘边吃午餐，顺便看鸭子。太阳出来了，草坪又绿又密，鸭子绕着池塘划水，水不是很清澈。我那时对生命很彷徨。“那是什么？”我问，“我们在渴望什么？”他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没什么，就是渴望而已。”那时候听起来对极了。几年以后，我成熟了一点，我知道我在渴望什么，我渴望：我属于这儿。
理查在两家医院里总共住了三个月。去年8月，他终于回到我们的公寓。他看起来很正常，他的脑子受到那种重大伤害之后能恢复成这样，算是奇迹了。我记得我那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发生那种重创，什么都没改变吗？我们经过那么多折磨，我变了，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比较懂得珍惜友谊，知道人最需要什么，我也学会怎么接受安慰。但是我先生表现得好像4月24日晚上9点45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好像车子没撞上他，什么都没变，每件事都和车祸以前一样。几乎让我有点失望。我体验到的那些事要拿来做什么用呢？要怎么和他分享呢？我和我的导师谈起这件事，她先生七年前也发生创伤性脑伤。她听完之后说：“珍惜这些日子。”哦，我心想，一切都会没问题的。毕竟，她不可能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我们会把4月24日之后停摆的日子照以前的模式继续过下去。
开始的十多天，一切都很正常。理查自己走到厨房，打开碗柜，摸摸桌子，摸摸厨房操作台。他说他在让自己“重新熟悉一切”。但后来，他就渐渐不对劲了。他开始问：“你为什么搬家？”
“没有搬啊，”我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但他还是啧啧称奇，他说我的确可以办到这样——我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厨房。也许因为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所以他以为一定是地方变了。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是怎样。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骗他？为什么我说谎？他“真的”家在楼上，或在楼下，或在任何地方，反正不是在他目前所在的地方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以为自己11点的时候得去纳粹盖世太保那里应讯，他很害怕，但很认命。“现在已经没有盖世太保了，”我一再保证，我搂住他的肩膀，“我们很安全，你只是做噩梦罢了。”但他还是不信我。
他的幻觉越来越多，他说晚上有陌生人在他房间里，说有动物跑来跑去。他说他的尿液中有污染源，他已经送去亚特兰大化验，他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电话是多少，他得立刻打电话给他们。不久，我自己的正常观念也开始瓦解。他说他脚下的地板是斜的，我竟开始学他那样走路。家变成是混乱和担忧害怕的地方。不停打电话给他的医生也没有用，理查变得更偏执，最后终于演变成精神病。有天清晨5点，他光脚走出公寓，身上只穿一条内裤。“别拦我，”他大吼大叫，“我要回家。”每晚都来我家协助照护的护士把我拉到一旁，“罗太太，”她对我说，“这个家，是疯的管没疯的。”在那一刻，我迷失在这场混战中。后来我们终于找了个医生来治他的病，找到一间医院准备从急诊室接他住院。理查虽然很害怕、迷惘，又怒气冲冲，但他不肯去医院。在一个凄惨的星期三早晨，他再一次坚持要回家。我推出他的轮椅说：“理查，坐上去吧。”我恨我自己，但是我说：“坐上去，我带你回家。”
家（3）
这是大杯的曼哈顿酒，算是我的第三杯，我允许自己喝三杯。喝下三杯，我就不会喝第四杯。理查受伤以前，我已有二十年没沾一滴酒。但过去一年，我又喝酒又抽烟。我喝我的酒，再点上一根烟。这是老办法，是我对付压力的老办法，我有四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那四十年并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第一杯曼哈顿有家的味道。今晚我告诉理查我爱他，他说：“你的话值二十顶帽子和全世界所有的签名。”我又吞下一口酒。我不确定我先生会不会再回家，或是回到任何地方。
和我在鸭池塘旁边吃饭的朋友，现在在麻州某处的绿色山坡上有间石头造的房子。他住纽约市，很少去那间石头房子。他觉得他应该把房子卖给会一直住那儿、喜欢那房子、会照顾那房子的人。但是他又说，每次他一到那儿，还不到五分钟，他就知道自己是属于那地方的，他觉得自在极了。然后，那种感觉又没了，因他骨子里全是不安定的细胞。不过，每个月大约能有五分钟的这种感觉，就值得他把房子留下了。
我喝完第三杯酒，付了钱，还能笔直地走完一条长街回家。我们的公寓充满了我先生的影子，也充满没有他的存在。今晚，因为悲伤、愤怒，再加上两杯酒的作祟，我竟有办法搬动那张十英尺长的桌子。那可是动用了三个男人才搬得进、搬得出书房的。我父亲以前就在这张桌上写字。桌子很旧，是张很重的工作桌，我不知道它有多重，只知道今天早上我连挪都挪不动它。但今晚，我却把它搬到门边，搬到大厅，搬到书架前，从头到尾只花了六分钟。今晚，我要做点变动。我把理查和我第三次见面时给我的铜制小教堂放到桌上，教堂尖塔内有只铜钟。我还记得我一边谢他，一边想：这是求婚吗？没错，是求婚。都过了十三年了。
今晚是难过的一晚。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活片段要放进我的过去和未来，但是我还算幸运——我知道什么已经变了，我知道我在哪里。理查的指南针没了，他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对他而言，除了记忆的游魂，什么都不是真的。但我们都在找自己所属的地方。再说，家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把蜕变中的自己凑在一块罢了。也许家是像我朋友说的那样，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向往而已。
慰藉（1）
每年十月，圣约翰大教堂都会纪念圣方济日，同时也举行“为动物祈福”典礼。好几千人带着自己的宠物参加典礼，把宽敞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人潮还被挤到教堂外面。有家农庄牵来牛、马等大型家畜，平日卑下的乳牛、马和羊一一登上神圣的祭坛，脖子上还挂上花圈。还有人带蛇、大鹦鹉、鸥和老鹰。有一年连大象都来了。停车场外出现几个小型的宠物乐园。一头小小的猪最热门，平日在大教堂广场流连的孔雀也昂首阔步，并为观众表演孔雀开屏。我是2001年去的，那些在焦黑的世贸中心废墟进行搜救的勇敢狗儿和主人一起接受表扬，现场好多人哭个不停。
我在半条街之外就看到萝丝，它和其他两条狗坐在停车场一张桌子下等人认养。它看起来只有巴掌那么大，是很神经质、很紧张的狗，但我第一眼就爱上它了。它有一半血统是腊肠犬，一半是惠比特犬（这种混血一定是特意安排的），是我见过最美的狗。它看起来像一头迷你鹿，也像瞪羚，或者就像某个人看到萝丝的腿之后说的那样：腊肠犬的美梦成真了。它有经过训练吗？卵巢已经割了吗？我问了些不必要的问题，但我知道我是要定它了。我蹲下去抚摸它柔软光滑的棕毛，注视它那双非常紧张的棕眼。它瘦削的身体微微发颤。我一直很想再养一条狗，就是它了。
萝丝到家时，我的猎犬哈利并没有高兴得跳起来。事实上，哈利一直咆哮，占据着它的半边沙发（它就坐在中间）。简单的说，它不欢迎萝丝，但是它看起来太活泼了一点。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哈利和我已经过了很久的隐居生活，除非必要，我们俩都不想出门。车祸以后，哈利更怕出门。我得把发抖的哈利抱进电梯，走过楼下大厅，再过条马路到河滨公园。一旦我把它放下，它就要冲回家去。有一天，我拍下我和它在教堂的相片，其实它并不喜欢到那儿去。
车祸发生的时候，哈利只和我们相处了四个月而已。哈利是朋友给我们的，朋友在林子里发现哈利，它饿坏了。它来我们家那天，我们都很担心。我们给它吃东西，但它不吃。给它水，它也不喝。要带它去散步，它趴在地上，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如果我们向它靠近，它就尽可能缩小身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