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努力把这种情绪排遣掉。我和他坐在一起好几个小时，看着他一脸怒气，让我想到我听人家说过，脑部受过重创的人都会性情大变。我很怕理查的这种改变会毁灭我。这不是我当初以身相许的人。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他并不想要这样，但是我也不想要这样。
有一天，我从医院俯视中央公园，觉得好像有一条钢索从理查的医院房间连接到我们的公寓，我所做的就是在钢索上走来走去，这个城市就在我的脚下。我几乎可以看到它像一条高压电线在树上颤抖着。这时候我才了解到，我必须照顾我自己，即使我的离开会让他生气，甚至难过，我还是得照顾自己。我需要过正常的生活，我需要做点不费心思的事情，如看看电影，消磨一个下午。我还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事：我一个人无法搞定所有的事情，受伤的是他的身体，不是我的，我没办法挽回，也没办法让事情从没发生过。
理查仍然不肯进食和服药，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被下毒了。我尝试说一些香蕉里有钾的有趣事情，“你为什么这么愚昧？”他生气地问着。这类的说法刺伤了我，特别是因为连我都觉得自己本来是非常乐观的人。当我们将坐在轮椅上的他推到医院大厅接受电脑断层扫瞄时，他说：“当你走进空无一人的长廊，你就知道这是注定好的。”
后来他告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被人随随便便处决了一样。”他瘦了近三十磅时，医生在他的胃部造了个开口，输送营养和药物进去。造口管子从造口盖下面伸出来，连接到挂点滴的杆子，卷卷的，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猴子尾巴。胃造口管的形状可能让理查相信，床里真的有一只猴子。我告诉他：“没有猴子。”他说：“别这么肯定。”还一边把床单抬起来看看底下有没有东西。
我如何区分旧理查和这个新理查，我对他的受伤要有多少程度的容忍，何时该定出界限？如何定出界限？护士说，这只是一个阶段，但是我没有感到安慰。我想念旧时的丈夫。我想念以前的我。我偶然发现理查在车祸发生之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笑得很灿烂，我觉得失去的实在太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先生到哪儿去了？我清理衣橱，发现理查帮我买的一个旅行用的便携小风扇，因为我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有背景噪音才能入睡，一看到这个小风扇，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我是谁。”理查一再跟我说。“我脑袋里有太多想法。我已经不是我。”昨天他说：“就好像你和朋友走在街上，你看着橱窗，但是就在你后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充满白漆的大型滚筒刷，他把你走过的每一处都涂漆，把一切都清除了。他涂掉了你的朋友，你连朋友的名字都不记得。”这种意象让我颤抖，但是他似乎对他的描述感到很得意。有时候，他觉得被困在此处，哪里也去不得；有时候，他的脑袋因为困惑而沸腾。他生气的时候，我在他那儿待了一会儿就回家。待在那里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我要把这些不快乐的日子放到哪里？一部分的我仍执著于过去的鹣鲽情深，但我要把我的愤怒置于何处？我有什么权利生气？我先生受伤了，某部分的他已经被损毁了，大多数时候我都没有感受到我的愤怒，但是它是存在的，我只有在某些时候才承认它的存在，例如我发现自己做了些自我毁灭的事情，一两天不吃东西、喝一大堆咖啡、让自己孤独疲倦等。
车祸（5）
几个月前，加护病房的一位医师说：“好事往往多磨，坏事却蔓延很快。”那些是安慰之词，让我今天得到了安慰。复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我们而言，生活有高低起伏，我尝试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仍为低潮所苦，并且期望否极泰来。生活中最难的就是“不确定”，无法预知前面的事，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理查会恢复到什么地步，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恢复。我生日前一天，理查想象我们已经到纽约的科尼岛度假去了，他还买了一条贝壳项链送给我。这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对我而言是真实的，就像他的想象对他而言是真实的。他握着我的手，那是昨天，平顺的一天，但是充满了悲伤。季节开始变换，我带着哈利到公园去，看着树叶渐渐变色飘落，头顶上和脚底下尽是美景。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一些我奋力要感受的事情，它难以捉摸，就像温湿度的变化，或是由夏入秋的光影变化。秋天是最美丽的季节，美丽的秋天过去之后，更美好的希望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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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
我正在前往帕果帕果①①Pago Pago；美属萨摩亚的首府，位于太平洋图图伊拉岛，人口约一万。的途中，但是我先到罗夕塔餐厅吃一盘饭，配上豆子和半热煎蛋、一杯牛奶咖啡。这里的吐司很棒，我也点了一份。这家餐馆充满了月桂叶和咖啡香，简单的餐桌挤满了研究生、年轻夫妇、出租车司机，空气中混杂着西班牙文和英文。整个店里的气氛令人很安心，就好像我另一个家一样。我要去帕果帕果，在那儿，和我结婚十三年的老伴会在周日一大早醒来，准备出发去狩猎，去猎猩猩。我跟他说我要去看他时，他吓了一跳，旅途太远，太危险了。“你需要护身符，”他急促地说，“你还得先跟巫师谈一谈。”我冷静告诉他，我再过两小时就到。“那你要怎么找我？”他问。我说：“我会搭火车去。”我先生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几乎有一年了。
我去曼哈赛特的时候，火车一定会经过我父亲②②作者的父亲路易斯？汤玛斯曾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纽约大学医学学院院长，更曾因为《细胞生命史》（The Lives of a Cell）一书获得1974年国家书卷类。的家乡法拉盛。我记得那间隔板屋和绣球花丛。我记得进门时，左手边是祖父的办公室，放着皮沙发和装医药器材的玻璃柜。我记得屋内摆设充满神秘色彩，右手边房间的地毯花色有点暗淡，那张地毯有时会出现在我一直没办法完成的故事里。我还记得浴缸的铁脚柱做了成兽爪造型，下面有颗可以滚动的圆球。屋内还有一座用煤气点火的壁炉，依稀记得厨房似乎有座绿色的煤气炉，奶奶在上面准备三种不同的感恩节肉盘。奶奶每天还会把一个鸡蛋打进一小杯雪利酒中，拿给我祖父喝，这是我们小孩最爱看的仪式。后院有棵橡树是我父亲出生时就种下的，再后面的水泥墙外则是长岛铁路。我知道房子很久以前就拆了，但我还是想找找看有没有那堵墙的一点儿遗迹，那时我们在墙边盯着轨道看火车通过。记忆中轨道不陡、也不太长。我们每次经过法拉盛时，我都会盯着窗外看。我奶奶以前每天早上会敲打暖气片喊醒五个小孩。现在暖气片早就没了，烤培根的香味也早就没了，奶奶的家也没了，小孩散居各地。但我记得煤气壁炉的味道，记得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记得我们溜滑板绕街区转的石灰板人行道。火车查票员每次都会喊：“法拉盛，缅因街到了。”但是我再也找不到和我记忆吻合的部分。有时我会想象父亲也在火车上，就坐在我旁边。他什么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但是他在我身边就能安慰我好一阵子了。
我到医院时，理查已经在等着吃午餐了。帕果帕果没有我的回忆。理查看到我很高兴，他要和我干杯。他站在装食物的大铁托盘前，双手举起停在托盘上方，试探手有没有变热。他弯腰察看柜台下方，东摸西摸一阵，然后又把手放到托盘上方。“热气就是从这来的。”他对我说。我指指烤箱，但他不相信。“再过一分钟热气就来了，”他说，“热气是从这儿来的。”弄午餐的厨房工作人员来了，理查终于在饭桌前坐下。我们在大餐厅吃鸡肉三明治。他胃口很好，吃了两个三明治，吃光了土豆沙拉和七八片全麦饼干。他的胡子白了，头垂得低低的。他不喜欢自己，但是我已经渐渐习惯他这个样子。他累了，所以我们在他房里一起小睡一会儿。他说：“我的床好小，午餐后会变得更小。”我们一起躺下。半小时后理查起身，我听到他不断把小衣柜的抽屉一个个打开又关上，“我在找条毯子，好给你盖上。”他说。
今晚我把社区另一家餐厅当成是自己家。这儿就像家一样，每张桌子都点上几根小蜡烛，许多人身体挨着身体，交头接耳说着话。我喜欢看他们那样。我自己一人坐在窗边。我熟悉这儿的每寸街道，每家商店，我打算把我的骨灰洒在这儿，从一百一十二街开始到八十一街和百老汇街的H＆H面包店为止。我可以看到对街迪拉克斯餐厅③浅蓝和紫色的霓虹灯，以及培菟堤餐厅④③Deluxe Diner；位在一百一十二街和一百一十三街之间的百老汇上，是纽约知名的餐厅。④Pertutti’s；位在一百一十一街和一百一十二街之间的百老汇上，也是纽约著名的餐厅。的黄灯。以前我和我先生每周都会光顾培菟堤几次。街角那间是“汤姆的店”，东西难吃，但是因为《欢乐单身派对》影集变得很有名。春天要到了，我又点了一杯曼哈顿酒，其实我已经醉了，眼前星光点点。回家后，我会缅怀一下我和我先生13年前买的书柜，然后我会想起，他把我一个前男友亲手钉的简易书架（每英尺木头上几乎钉了百余根铁钉）拆掉时，我大大松了口气。他还把浴室改漆成浅粉红色，取代了原来的刺眼亮蓝色，那是好几年前别人弄的。他处处留下他的印记，把我生命其他时期留下的一些他觉得刺眼或有损他审美品味的痕迹全都擦掉。在他愉快开怀的注视下，我把我的大扶手椅扔掉，一张是紫色的，另一张是深蓝色的。扶手椅的弹簧已经歪了，扶手也斑驳脱漆，但它们让我想起那些著名的老戏院大厅。我们一起从爱得曼家具行买了一张三人座沙发，又把他带来的两张单人沙发椅套上暗绿色的布套，弄得很漂亮。我们把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