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在食品橱里，只等年三十的这晚，隆重地摆出来。
母亲请菜的习惯与父亲请酒的习惯是一样的，她一定要在年三十的晚上，把准备好的所有过年菜式一样一样盛在一个小碟里。哪怕一个松花蛋，她也要专门用一个小碟盛着。由母亲亲手做的海带卷、熏巴鱼、什锦菜、肉皮冻、杏仁咸菜、冻菜凉粉，盛在闪着金边的小碟子里，摆在我们面前，通常有二十几个菜。这样的场面在缺少物资的文革时期，真是很少见到，经常有邻居会在这一天的晚上到我家参观。母亲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极不欢迎。她有一种偏见，认为大年三十晚上是自己家里的节日，不许有外人的。这样琳琅满目的酒瓶，丰盛的大宴，我们自己都在夸赞着自己家的生活，就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没有我们吃得好啊。这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成了主人翁。
然后，就是父亲的仪式了，他要先敬酒给母亲，说老伴一年辛苦了，这个革命家庭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过了一个年，就是因为家庭主妇的功劳。母亲这个时候也会很正经地点点头，把父亲给敬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父亲又“敬”我和哥哥，要我们好好读书，快快成长，不管社会上乱成什么样，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读自己的书就行。我听这话，很耳熟，跟我们正在批判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般是不跟父亲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把仪式搞得太隆重了。然后是我们敬父母，一般是我代替哥敬敬酒祝词，这些祝词都要现场编辑，根据这一年流行的东西来编。这是我的强项，我的应急状态始终很好，平时的学习一般，但一到考试就有精神，而且总是超常发挥，考试的结果有时我自己也不相信，这大概就是运气吧。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么聪明。
过完年三十，就是我们孩子们最忙乱的日子，也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日子。想起来也真是奇怪得很，平时家里总是咸鱼饼子的，但到了过年的时候，最好的东西也吃不下，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连吃糖也不甜。
春节放四天假，父亲的小酒桌就摆上四天。这四天里，他就像一个教父一样坐在酒桌的边上，不断地斟酒，看见有来拜年的人，就像是看见了救星，非逼着来客也与他干一杯。来客中大都能喝酒，就是不会喝酒的，见到老父的热忱，也不得不喝。如果不喝酒，他会指责来客瞧不起他。更何况，我们家的酒肴，实在是丰盛，很多父亲的酒友，完全是冲着我们家的酒肴来的。在过春节的这四天里，母亲基本是不管父亲的。她有一个讲究，就是在春节期间绝不发脾气，大人小孩都不发，所谓的和气生财吧。于是，到第四天的时候，父亲基本上就是酒醺的状态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忙着同学之间见面，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愿意和父亲坐下来喝点酒。母亲对此也显得格外宽厚，认为一年只有一个春节，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间，就让这个酒鬼放肆地喝吧。
可以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喝酒。喝好酒，交好酒友。他对酒肴倒是不太挑剔。那时生活比较艰苦，没有什么好的酒肴，有的时候，父亲就用晒干了的红辣椒放在火上烤一烤，烤得辣椒有了香味，就可以做酒肴了。对父亲来说，最好的酒肴就是他钓的鳗鱼干。
说来也怪，明明是父亲教哥哥钓鱼，但父亲的钓鱼技术却远远赶不上哥哥。哥哥只要有时间去钓鱼，就能钓到很好的黑寨、黄鱼，有时还能钓上一斤多重的红加吉鱼。这种鱼用来炖汤喝，会像牛奶一样白。父亲钓鱼，千篇一律，基本都是鳗鱼。这种鱼，长相愚蠢又狡猾，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身世。据说，鳗鱼专爱钻死人的肚子。母亲小的时候就亲眼见过死人肚子里往外钻的鳗鱼。我母亲就说，宁可饿死，也绝不吃这种鱼。于是，鳗鱼在我们家受到的礼遇，就是往窗台上一放，让夏日的阳光暴晒，直到把鳗鱼油晒出来了才算完事。那橙黄色的油就像今天珍贵的色拉油一样清澈。这样的鳗鱼干就可以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便放在火炉上烤着，鳗鱼油滴到火里，立刻会响起“嵫啦”的声响，还有一种奇异的香味。这样的酒肴，是父亲最喜欢的。但毕竟鳗鱼太少，而父亲是要天天喝酒的，酒多鱼少，所以，吃咸菜就烧酒的日子就多过吃鳗鱼的日子了。
酒就是这样在父亲的体内日积月累地燃烧着。我相信，父亲的血液里流着的是酒精。
父亲在单位有“小诸葛”的美称，主要是他个子太小，人又有主意。他的一生不能算顺，与他一起打莱阳的战友，目前基本都做了局级干部，只有他是在原单位做着党务工作。但他的性情很温和，也很固执，一直想要把我们家都变成《革命家庭》里的人物，常批评我像那个妹妹小莲一样娇气，是成不了大事的。我现在一点都娇气不起来，但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对我来说，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在父亲要求晒太阳的时候，能够顺利地把父亲背下楼。
但我觉得，父亲的心中总是有些块垒，这也许是父亲一辈子都钟情于喝酒、迷醉于喝酒的一个内在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情绪低落的时候，父亲只要是沾了酒，那，定是如皇帝一样的威风和盛气凌人。
4
当然，父亲也还是有他的理想和追求的。在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开通的，甚至很有些个性魅力的“土八路”。
对于父亲来说，他对自己的家庭实际上有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就是他始终以电影《革命家庭》作为他的最高的家庭理想。他最欣赏的家庭模式，就是父亲母亲都是老革命，儿子女儿也都是小革命。他尤其欣赏于蓝演的那个角色，夫妻之间有一种革命者之间才有的幽默。于是，他也经常在家里给我们开玩笑，虽然他的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家里的疑难杂症基本还是要靠父亲来解决的。只要他汉有喝酒，或者说没有多喝酒，他应该是与电影《革命家庭》中的那个革命的父亲是差不多的。只是，这样的时候比较少。但所幸的是，在很少的几次出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还都是清醒的。
一次是哥哥读高中的时候。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那个时候，哥哥属于可以就业的长子。那时谁都不愿意下乡，有就业机会绝不相让。我们楼上就有一个母亲，为了高中毕业的大女儿不去下乡而提前退休，好让女儿去顶替母亲的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户口本却让小女儿给偷走了。小女儿自己去顶替了母亲。但是，我的哥哥却不愿意就业，偏偏喜欢谁都不愿意上的高中。家里是希望他能够就业帮助养家的，而且就是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等着给他买饭盒去上班了。但是哥哥却三天没有吃饭，对父亲要求读高中。
父亲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当然希望有人能帮助承担这个家庭的经济。但哥哥的愿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母亲只是不断地说，这孩子，真是傻，为什么放弃上班去上课呢。她表示听父亲的。三天后，父亲这样对母亲说：他现在想上高中，可能只会后悔两年，毕业后他再工作也不迟。但你现在不让他上高中，他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们不能做让孩子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疑难杂症在父亲手里轻易就解决了。
关于我的一次疑难杂症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进北京，也可以回琴岛。我自己就在犹豫不决当中，是父亲帮我下的这个决心。他用手给我比划着：你们的路，有这么长，他把胳膊无穷地一伸。又说，我们的路，还有这么短，他用手指做了一个八字。所以，他说，考虑未来的时候，不要考虑我们。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程。你们只有兄妹俩，倒是都集中在一起，将来还可以互相照应着。
父亲治家，基本是无为而治。他从来不管家务，但他对家的影响却很大。我家基本是一个“土八路”式的家庭，对待生活历来有一套自己固定的程式，这程式已经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的居家生活总是与周围的人家有着一些“格色”之处。
比如，我们的家传是：“吃要一流的，住要二流的，穿要三流的。”这里的意思一目了然。这是我父亲的治家方略。而我父亲对此贯彻得不折不扣，非常到位。比如：在六十年代钱还很紧张的时候，父亲在外面搞社教什么的，他每周回家一次。而那一天，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节日，我们全家就会去琴岛的一家老字号餐馆去吃砂锅。
记忆中吃沙锅也并不是多隆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就是一家四口，在一个垂着白色布帘的小房间里，一人一碗大米饭，一个冒着热气的砂锅摆在桌子中间，砂锅里的内容大部分都忘记了，只记得里面有粉条。在砂锅居的对面，就是一家电影院，每次吃完砂锅，还会去看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不多，比较重复看的就是《革命家庭》和《列宁在十月》。平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人，生活得很紧张。记得每天早晨我们两个人跟着母亲去上班，中间要走很长的一段石板楼梯，我看见这楼梯就头痛。为了赶快上完这楼梯，就赶紧快跑，结果虽然比母亲早上完楼梯，但力气也都消耗尽了，还得坐在马路边上等母亲。等母亲追上来时，又一起往前赶。我从小就知道了，你在路上作任何挣扎都是没有用的，早走完和晚走完，路程并没有就此而缩短。我们都盼望父亲回来的那天，我们会一整天都泡在外面，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就是现在，我也有一放假就往外跑的习惯，认为到外面吃饭，全家在外面游玩，才是真正的过节。
这样的治家风格使我们家的容貌就很对不起客人了。我们家长期以来家徒四壁，四个人有三张木板床，两间不大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