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治家风格使我们家的容貌就很对不起客人了。我们家长期以来家徒四壁，四个人有三张木板床，两间不大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集体宿舍一样简单和整洁。但背包带却有四副，还是父亲的主意，他是土八路出身，一切靠部队供给惯了，也一切以战争为头等大事。他的意思是一旦打仗，就可以背起背包走天下。他告诉我们，只要发生战争，一定要去找组织，只要跟着组织，一定不会错。还教会我们在危机的时候首先要沉住气，什么都不管，这个他准备了大半生的“仗”一直没有打响。
在吃的方面，父亲却一直舍得花钱。每次喝酒喝到好处时，父亲便又吹上了。屡次运动，人家给他提的意见和贴的大字报，内容都是一样的：“大吃大喝，钱从哪里来？”父亲是搞商业的，那个时候，在商业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污腐败。
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大吃大喝，也就是到小饭店吃个阳春面，吃碗馄饨。再奢侈一点，就是全家到一家叫“劈柴院”的小吃街去吃刚下市的琵琵虾。那种浑身有刺的东西一般人不吃，我的母亲吃这样东西却是绝活，她能几下子就将琵琵的肉整个脱下来。她还会把整个虾吃到嘴里，但吐出来的却是整个的虾壳。那感觉就像她生来就是吃海鲜的，那样娴熟，那样到位，充满了节奏和美感。
小的时候，我的家乡琴岛栈桥一带，捞鲍鱼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你有亲戚在琴岛的海上飞机场里住，在海上机场的礁石堆里捞鲍鱼更是稀松的事情。稀松到鲍鱼肉可以挖下来喂鸡。小孩子们更看重的是鲍鱼皮，学名叫“石决明”的外壳，那是一种药材，药店里收购的。用鲍鱼皮换上几元钱，可以买很多的冰棍吃，奶油冰棍才5分钱一根。谁也不会想到时隔二十几年，鲍鱼会是海鲜中的大饕之菜。
七十年代的肉是凭票供应的。一家买两角钱的肉就可以包一次水饺。可肉票到了我父亲手里，总能吃出深刻印象来。
那一天，是星期天，母亲不休息。父亲说，咱们今天糊弄糊弄吧。我和哥哥听了都很兴奋，父亲只要说“糊弄”，那就是要大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父亲要用一斤肉做成萝卜汤。做法很简单，就是将肉切成大块丢到锅里煮，等到肉已经煮好的时候，便把一尺多长的青萝卜抱在怀里，用菜刀往锅里削。那架式有些像山西的刀削面，但气派却是棒极了。正好碰上哥哥的一帮同学来玩，都围在锅旁看我父亲抱着青萝卜往锅里削，大家都觉得好玩极了，谁也没有见过把饭做成这样有气魄的场面。眼见着萝卜越煮越绿，鲜美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楼房。不用说，那天的萝卜炖肉，是我们记忆中最好吃的。肉是鲜的，还很嫩，而萝卜是面的，却很香。
父亲有一朋友，我们叫他李爷爷，只老俩口，有点钱就琢磨着吃，爸爸常带我去李爷爷家喝酒。我吃过李奶奶包的小笼包，一口一个全是肉丸儿，好吃极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家舍得那样吃肉的。李爷爷在肉类加工厂认识人，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兔子架子，兔子肉被整块地切下来出口换外汇了，兔子架就可以很便宜地卖给职工。李爷爷很胖，每次会提十斤兔子架走几站路到我家楼下。我们家在四楼，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楼下喊我们。我和哥哥都喜欢吃兔子架，兔子架煮出来的味道很鲜，吃完兔子架还可以卖骨头。十斤兔子架的骨头可以卖两角钱。两角钱可办的事就太多了，可以买1角钱九粒的花生酥糖，还可以买1分钱一串的橄榄，有三枚……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小吃。
关于松花蛋，我父亲最有故事讲。一吃松花蛋他就给我们讲他打莱阳的时候把松花蛋当成臭蛋倒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八百六十遍了，但父亲说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现在，松花蛋却成了好东西，春节的时候，一家才供应一斤松花蛋。有一次，春节的时候，我到外面玩，没有赶上吃饭，回来时正碰上父亲在厨房忙。父亲招招手把我叫进厨房，给了我一整个松花蛋。家里来人吃松花蛋都是和许多酒肴配到一起的，松花蛋是那一碟酒肴里面的四分之一。能有一整个松花蛋在手上，真是喜出望外。我二话没说，一把就把松花蛋送到嘴里，浓郁的香味糊住了我的舌头，整个味蕾都被那香味包围着，我觉得连喉头也被那香味糊住了，真是解馋。但等口腔全部干净后，我才发现，我的上牙床已被松花蛋上残余的石灰烧破了皮，那是记忆中吃得最悲壮的一次。
贫乏的生活中也有浪漫的插曲。我们家最浪漫的吃是在公园里。星期天去公园，母亲会提前蒸好葱油饼，拌点儿小凉菜，再炸点儿花生米，用饭盒盛着，便是我们家游玩的野餐。
到公园的门口，是我和哥哥要爸爸请客的好时候。爸爸请客很简单，就是要给我们每人买上一罐头瓶的散装啤酒喝。5分钱一罐头瓶。我和哥哥一人来上一罐头瓶，一仰脖就喝完了。
这样才算拉开了野餐的序幕，中间的玩耍都不记得了，好像出去就是为了吃。等到把所有的野餐摆好后，父亲便掏出小刀，在小树林里挑那笔直的小树枝，折断，再用小刀将树皮刮去，露出萝卜青色来，做成筷子，夹菜的时候会有很清香的味道。
5
父亲的能喝终于把他送到了病床上，他一生都期待的战场终于让他自己给挪到了病床上，看着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的时候，就感到他真的就是一个被捆绑在战车上的堂吉诃德。
就在父亲刚刚退休的第二年，他就第四次脑血栓中风躺倒了。
前面三次，他有轻微的脑中风，还只是胳膊有点不能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一般很快就好了。好了，父亲就照样喝酒，还沾沾自喜地宣称：我还是没有倒下，只要一天不倒下，我就要坚持一天喝下去。那态度就像是在战场上宣布；只要有我在，阵地就不会丢失。他手中的酒杯，就是他的战利口。
父亲刚刚瘫倒的时候，医生不让他再喝酒抽烟。他面呈沮丧，声调悲哀地说：“连喝酒和抽烟酌乐趣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谁还听不出他的毛病是什么，在他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别的乐趣了，只是喝酒和抽烟。
父亲病了。右脑大面积栓塞。左肢陷入瘫痪。嘴还歪着。这意味着他已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不离身边地照顾他。但不论他是住在琴岛的疗养院里，还是转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他所到之处，总是会引起病房或治疗室的哄堂大笑。甚至在电梯里，他也能不失时机地表达他对生活的失望。这种失望他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常常是别人笑了，他却严肃着不笑，痛苦地坐在床上，使我们每一个笑过了的人，更觉出一种心疼。
也许，在别人听来，父亲的话带有几分神经质，毕竟他是脑子出了问题的人，还拌有轻度的脑萎缩。他年近七十，不能以正常人的意识去认识他。但我们熟悉父亲，熟悉他平时爱开玩笑和看破红尘的态度，便对他在病床上的话能够理解。
我当时正在广州出差，听到父亲瘫痪了，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买了香港进口的“真人大造丸”，告诉父亲它的药效是“立竿见影”，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他不信，坐在床上阴沉着脸，说：
“你立个竿我看看，我看那影子在哪里，也只能是立爪见影吧。”
护士小姐给他背上了一个24小时监听心脏的“豪特”，他又不满意，一面任凭护士给他系好，一面不住嘴地说：
“你们的大夫老是怀疑我的心坏了。我的心要是坏了就好了，那就发大财了。”
护士和医生全都乐坏了，他还没有忘记针砭时弊呢。
除了医院的治疗，为了能让父亲早日康复，我无师自通地为父亲按摩、点穴，目的是让他失去知觉的胳膊、腿活动一番。在我的折腾下，他一边不情愿地让我按摩，一面大声嚷着：
“救命，于教授，你饶了我吧。”
我不解，我怎么成了教授了？父亲便白了我一眼，道：
“你们都是叫我受罪啊，你们这些‘叫受’。”
“那你以后还喝不喝酒了？”一个小护士不怀好意地问，据说此次犯病，就是因为在病中父亲又偷偷喝了很多的酒。
“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