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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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2期- 第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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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交困之下,1909年10月,30岁的爱因斯坦突露峥嵘:他决然辞去好不容易熬来的二等技术专家职位,道别唾手可得的丰厚退休金,出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往苏黎士大学就任非教席教授——只拿课时费、在学校事务中无任何发言权的教授,等于临时工,其地位连现在的讲师都不如。因此,他的辞职令专利局领导大发雷霆:“吃什么豆腐!”——人家根本认为他在拿领导开玩笑。 
  看历史时,这几行字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只有当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面临同样抉择时,才知道爱物青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断。 
   
  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的梦想。他不仅为此辞职,还于1911年远赴布拉格,终于在这个美丽城市的德意志大学里混上了有职有权的教席教授。 
  非常幽默的是,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失败让爱因斯坦如此耿耿于怀。倒不是学生们听不懂相对论(当然他们也经常听不懂),而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奇才的风格非常不适合教学。他的板书之烂,估计放在2005年中国的非重点大学都会直接被教务处严重警告。他思想的跳跃性像所有天才一样奇大,往往从东山琉璃直接说到西山猴子,有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即沉默半个小时一语不发,有时又抓住某个问题大发感慨,旁枝逸出,离题万里,同时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完全把神圣的教育战线当成他天才思想的跑马场,不仅严重影响课程进度,导致学生无法顺利拿到学分,而且跟不上他思想的学生也觉课程味同嚼蜡。是以,上课的学生总是越来越少,不久就门可罗雀。 
  爱因斯坦的授课风格直到他退休也没改进,教学效果从未改善。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有幸在普林斯顿听过他的课。他老人家后来在北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根本没怎么听懂,算是保持了科学家对事实的基本尊重。不过,爱因斯坦后来却勇夺“名誉教授”称号获得世界冠军。虽然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课上得巨烂,可他们却都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巴巴儿地上赶着授予他“名誉教授”。 
  因此,当教授,课不一定上得好。此为普世真理。 
  1912年中,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亲批爱因斯坦辞去德意志大学教职,因为,认定他不够博士标准的苏黎士ETH突然发现了他的科学才能,以优厚条件延聘他为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1912年7月25日,爱因斯坦返抵苏黎士,终于能够随时与格罗斯曼探讨广义相对论。 
   
  ETH突然给爱因斯坦发聘书,并非偶然。“奇迹年”之后七年,爱物青的才华终于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ETH招聘爱因斯坦,还是个囤积居奇的意思,所以他们只给了一个区区教席教授。与普林斯顿相比,ETH显然小了格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德国科学领袖普朗克1913年亲赴苏黎士专邀爱因斯坦去柏林,开出的条件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终身教席教授,年薪1200马克,并出任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 
  普朗克这趟出行显然算过八字。1912年,刚当上教授的有妇之夫爱因斯坦,爱上了拖着两个女儿的离婚表姐罗爱莎(Elsa Loewenthal)。 
  罗爱莎住在柏林。 
  我们从伟人传记中知道,红颜知己常常是天才远走天涯的理由。一生对红颜无情寡信的爱因斯坦,独向罗爱莎低头。1913年11月12日,威廉二世亲自批准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2月7日,爱因斯坦正式宣布接受普朗克邀请,于1914年4月初前往柏林,并且一住就是19年(1914—1933)。柏林因他而一跃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重镇,连美国人都说:“全世界12个懂相对论的人有8个住在柏林。” 
   
  但是,从家庭生活来看,爱因斯坦的柏林19年不仅平庸,简直可称失败。 
  德国作家尼菲在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说,爱因斯坦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他的首任太太是塞尔维亚数学家马蜜娃(Mileva Maric 1875—1948),那可是全欧洲高校第一个数学女生。当时爱因斯坦被爱情冲昏了头,虽遭全家坚决反对,但搞到专利局的饭碗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娶了她。二十一世纪有刻薄的人在网上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马蜜娃虽然并非博士,但没几年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1913年他写信给罗爱莎说:“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单独呆在一起。对于这种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 
  那时罗爱莎还是情人,所以她经常能收到爱因斯坦这样的文字:“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只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也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地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的痛苦只在于无法拥有。” 
  一次夫妻吵架后,爱因斯坦愤而出走。在马蜜娃请他回家时,爱因斯坦在一张满是图示和计算公式的纸上给她罗列了一系列苛刻条件: 
  你要负责: 
  1)将我的衣服整齐地放好; 
  2)一日三餐送到房间; 
  3)我的卧室和书房收拾整齐,尤其注意,我的书桌只让我一个人使用; 
  ………… 
  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温情,也别指望我指责你…… 
  当马蜜娃屈服之后,爱因斯坦在第二封信中又写道: 
   
  因为我不想失去孩子,并且也不想他们失去我,确切地说,也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准备搬回去住。毕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和你仍旧保持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是做不到的。它将是合乎绅士规范的商务关系(loyales geschaeftliches Verhaeltnis),所有私人事务都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一方会正当行事,学会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样对待你。 
   
  大部分《爱因斯坦传》“非常震惊于这些‘苛刻条件’和‘冷酷无情的话’”。 
  这有什么好“震惊”的?这不是典型夫妻打架的气话吗?未必我们自己跟老婆打架时没说过同样甚至更过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所有这些“震惊”,都是因为大家“觉得爱因斯坦是个圣人”。 
  其实他不是。而且他说了一辈子自己不是。可惜我们不招耳朵听。 
  1917年初,爱因斯坦在柏林肝病胃病齐发,差点了账,多亏罗爱莎殷勤看顾才从鬼门关中爬回。病好之后,罗爱莎升格为“不能解雇的雇员”。 
  可以入选“警世通言”的是,罗爱莎刚转正,待遇立马一落千丈。论到对待爱人,爱因斯坦比席勒可差远了。他连丁点儿感恩之心都没有。嫁给爱因斯坦之后,单是为教他习惯使用牙刷、梳子和肥皂,罗爱莎就奋斗了整整一生,而其收获是爱因斯坦的火冒三丈。在柏林,有一次爱因斯坦给罗爱莎写了个纸条:“如果我让你如此倒胃口的话,那就去找个合你胃口的男朋友吧!”落款是:“你的邋遢鬼阿尔伯特”。 
  不过,纵观爱因斯坦的所有女人,罗爱莎肯定最适合做爱因斯坦太太。卓别林曾这样描述:“她是个身宽体胖的女人,生气勃勃,非常乐于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并且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 
  罗爱莎陪爱因斯坦从柏林浪迹世界,直到普林斯顿。她比马蜜娃高明的是:她从头到尾给了爱因斯坦无限的“婚姻自由”——这“婚姻”和“自由”要分开来读,即“他们俩婚姻之中爱因斯坦拈花惹草的自由”。这自由甚至开始于他们结婚之前。在他俩结婚前一周,爱因斯坦还在为到底是娶罗爱莎还是娶她的长女伊尔莎而伤脑筋。当时罗爱莎不仅知道爱因斯坦的为难,她甚至还主动让爱因斯坦任意在自己和女儿之间选择。 
  婚姻自由的另一个例子是,婚后爱因斯坦爱上了一个朋友的侄女、已婚少妇倪贝弟(Betty Neumann)。罗爱莎发现之后特批爱因斯坦每周去见她两次,“省得他总是偷偷摸摸的”。这段罗曼史的结局与绝大多数婚外恋一样:一旦情人获得自由,她就失去了吸引力。1924年倪贝弟离婚,爱因斯坦赶紧给她写了一封信,语气跟所有相同处境的情夫一样:“如果我不是身陷泥潭的话,你就不用再找了……找一个比我年轻10岁、并像我一样爱你的人吧。” 
  此后,他们的联系戛然而止。 
   
  罗爱莎的战术显然是正确的。爱因斯坦,这个令全球起码十分之一女人朝思暮想的男人,居然从结婚之后就没离开过她。当然,没离开并不等于言听计从。罗爱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爱就很令爱因斯坦烦躁。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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