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番话，我和冯林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六
我这人向来极其反感“特权”这类严重影响体液平衡，内分泌失调的东西。原因是因为这种特权多半不会落实在我身上。而军训时，这种腐化落没的贵族思想却又发生在同宿舍的胖宝身上。教官说，港澳同胞不用参加军训。所以每天我们从春梦里惊醒时，胖宝还趴在被子里梦遗。我的阶级立场很分明，向来是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这种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像胖宝这种满身葡氏资产阶级赘肉的脓包就应该拉出去进行社会主义军事化改造，而且还得大改特改，不把他改造成排骨连的骨干，就绝不能让他下火线。
而教官往往都是些脑子不好使的主，大脑间歇性癫痫，所以对我的建议充耳不闻。
要不是那天早上我想见见还未谋面的四大金刚，我是断然不会起床参加军训的。全班７：１的男女比例造成的剧烈竞争机制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不趁早下手，这群狼连骨头渣也不会给你留一块。
可去了后我又后悔了，一个个长得仰对不起天，俯对不起地，脱了对不起自己老公的模样。唯一一个长得还算过得去的女人，却老低拉着帽沿，遮住一双美目。
一个上午看的我哈欠连天，我彻底的对班里可调戏人力资源信心丧失殆尽。而教官却像个灌了伟哥的公猫，站在队伍前不停的干嚎，不时的还将他的蹄子印在我的屁股上。
说实话，要不是看在他老人家人高马大，还是个练家子的份上，就凭他十八路谭腿在我屁股印的几个戳，我早就跟他干上了。
我一向认为自己很擅长战争，天生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只不过打的是游击战，而且常出阴招。而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我最崇拜的流氓战的鼻祖就是毛泽东和格瓦拉。
如同我先前所说的，教官就是猪脑子，他完全忽视我身上的闪光点，逼良为娼，一意孤行的要将我改造成正规军。在这里，他不仅强暴了我的思想，还强暴了我的身体，连我屁股该翘多高都用脚来衡量。
我在心里对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七上八下，可惜他永远听不到，我想，他一定是心里憋屈得慌，对自己愚蠢的行为感到追悔莫及，否则他最后也不会把我扔进“军乐团”。军乐团说得好听就是后备作战力量，说的难听点就是老弱残痴集中营。比如那些内八字外八字踏不了正步的蔫货，X型腿O型腿站不了军姿的近亲产物，耳背眼花大脑抽筋听不懂口令的酒精儿，都会毫不留情的送进“军乐团”深造。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进“军乐团”，当初教官送我进来的时候只给了我一个字的理由，那就是——滚！
一开始我还觉得很丢面子，可是渐渐的却又喜上心头。军乐团里每天的训练课程比其他队伍少一半，而且要求不高，站军姿都允许摆弄各种*的pose。更让我欣喜的是，军乐团从成立之日起每天都以6人的速度迅速扩张，最后由起先一人的作战部队扩充到50人，而这又是所有以班为单位的最大阵容。其中又以我资格最老，被封为号称“团长”的班长。
冯林为了陪我也果敢的弃暗投明，投身军乐团日益红火的革命事业。当他投入党的怀抱时激动的痛哭流涕，说，“早知道这儿这么舒坦，我第一天就该跟你了。”
当然团里也有些执迷不悟的，比如田鸡，他总是吱吱呜呜的问我：“我、我、我……究竟犯、犯、犯了嘛错？”
起初我还安慰他说，教官们都死鱼眼，斗大的珍珠都当狗屎扔，兄弟，你屈才了。因为那时他每次训练都中规中矩，刻苦耐劳，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到了训练队伍报数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死鱼眼也有澄亮的时候。
那天中午练习报数，刀疤子教练（脸上有胎记，大家给他取外号刀疤子）拖着队伍到运动场边的树林子里去训练，等站好队形，他厮拉着嗓子厉声吼了声：“报数！”
一声过后，全班100只眼睛骨碌碌的望着刀疤子动也不动，这其中也包括站在排头的田鸡。
刀疤子觉得脸上无光，瞳孔里似要冒出火星子来，灼灼的瞪着田鸡喊，“一排排头报数！”
田鸡好似如梦初醒，扭头朝四周望了望，发现这时候所有人都盯着他，这才知道教官叫的是他。
“就是你，磨蹭什么，赶紧报数！”
田鸡心里扑腾一下，揣着糊涂想也不想一个正步跨了出去，死死抱住身前的一株樟树。刀疤子后来怎么拉也拉不动他，气的一脚踹到他屁股上，眼镜踹碎了半边他才松开手来。
后来经过一番洗脑式的灌注，他终于对“报数”这个名词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他学习的也很快，当刀疤子命令再次下达，他果敢的报了个数：“一！”
只不过那数字从他嘴里出来就像卡了壳的磁带，“一……一……”的来回喊个不停。
他的结巴病犯起来着实让人头疼。最后刀疤子无奈就将他这个个子最矮的排头兵调到排尾，通常报数快轮到他时，刀疤子便一声“正步走”呼啦一声领着队伍冲了出去，独留着他还没反应过来，立在原地卡带。
七
我从来不赞成军人享受过于安逸的生活，所谓“俭存奢失”就是这个道理。军人应该用艰难困苦来磨砺自己的意志，做到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泥地里卧倒，牛粪里打滚。而对那些床上用品不应抱有任何小资情调。就像电影《兵临城下》里的瓦西里抱着塔妮娅在军营里*，即使当时十几个战友睡一张床，连一条能完整裹体的毯子都没有。
我想，这种艰难环境是激励他成为二战最伟大的战争英雄的原因之一。
可刀疤子完全蔑视共产国际长年所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偏要从鸡蛋里挑骨头，对我的床铺横加干涉。就算我的被子里捂出虱子来那也只是我的个人卫生问题。想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国际友人时还当面在裤裆里掏虱子。可见，虱子的存在，即革命的存在。
可他不管这一套，就因为被子上的一道折皱，他就要罚我绕场跑10圈。而胖宝的床位乱成猪圈他却装作视而不见。这位可爱的共产小兵已完完全全的被葡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倒。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苏维埃政府给他一记当头棒喝。
但我也不得不疲于眼前的应付。我和冯林几乎试遍所有能用的方法来维持被子豆腐干状的方块模式。比如用豆浆将棉被浸透折叠风干，用碎纸板支撑，以及倒胶水等等等等，但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而刀疤子在这道关卡上咬准了我们，每次内务大检查他就只抽我俩出去罚跑。要不是那次罚跑时在厕所旁被一块水泥石绊倒，我们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也正是那块大石头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我们俩也不管它有多脏多臭，吭哧吭哧的一口气搬了四五块扔到床上，随后立马取出棉花被，将石头塞进被套里。
那家伙，隔远了看简直就是perfect。方方正正，有棱有角，面如刀削，角如斧凿。只不过躺上床时总有股刺鼻的异味。
※※※※
据我的观察，刀疤子有个漂亮女友，也是教官营里唯一的女教官。他们都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大三学生，而女教官主要负责此次军训任务的采风，对军训任务做一次全面系统的调研。每次趁休息或者开会，刀疤子总会找机会跟她凑在一块，卿卿我我，恶恶心心。
一开始我们总会在旁边边看边起倒哄，他们便将开会地点调的远一点，设在篮球馆二层的大厅里。
这天下午刚拉练没多久，刀疤子就乐呵乐呵屁颠屁颠的跑去开“*会”，把军乐团几十号人晾在操场底下暴晒，让我们自个儿扯着公鸭嗓拉歌玩。
要是放在平时，你看到一群服装统一，扎坑堆的人对着烈日表情凄凄惨惨，声音嘶嘶哑哑，眼神呆滞，脖子长挂，青筋爆走，发情似的唱“冬瓜皮西瓜皮……你他妈的不唱耍赖皮”，你一定会认为那是一群在院子里放风的精神病患者。
不过疯子不只我们一群，隔着一条白线就是化工院的疯子。他们唱得就像死了爹娘，身子像乱坟岗盗挖出来的棺材横七倒八，甚至还有几个吼得脱了水，眼珠子一翻，大腿儿一蹬，吧唧一声倒卧在地上再也没有声响。
化工院和土木院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两个院，放个屁都要比大小，生前见了翻白眼，死后见了翻鬼脸，两个学院的男女学生谈恋爱之前还得先摒除门户之见。
本来我们两个院碰一起的概率几乎和在长沙撒尿淋湿了纽约大街的几率一样大。怪就得怪刀疤子色迷心窍，把我们随手一扔，扔在了化工院的地盘上，自个却撒丫子跑了。
这下就相当的热闹了，除去他们唱得昏死过去的七八人，剩下的人数和我们军乐团不相上下，两方便拉开了架势，就着对干。
一开始还好，互相拉着正规军歌比嗓门，后来双方似乎觉得体力不支，歌曲不够杀伤力，就直接进行人身攻击。
“土木土木，又土又木，挖坑打洞，自掘坟墓。”唱完后他们几个胖子还露出半边屁股对着我们直摇晃。
虽然我们这边罗圈腿歪把子居多，但个个也算得上心智健全的愤青，一个个血红着就眼等着我发话。
“操他奶奶的，”我抓起一只皮带朝对方扔了过去，暴喝道，“跟老子憋足了劲骂。”
我屁股一抖擞，50人便哇啦啦立马张开血盆大嘴，直撑得下巴脱节，扁桃体横飞，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化工化工，一群麻风，潜逃出村，个个枪崩。”
骂完后两队人又火急火燎的把身上能扒下的全都扒下来朝对方乱扔。顷刻间，军帽、军衣、皮带、解放鞋、矿泉水瓶躺了一地。
而我们两队人马就像一帮子*的行为艺术家在操场上进行世纪末的艺术辩论，甚至好几个脱得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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