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凤智说：“我的好同志，谁说在战斗中就可以不执行纪律？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大炮拖进来打一打，而让我们前线的战士少流血牺牲呢？记住，我们的纪律是保护每一个市民不受损失，保护每一幢大楼不受破坏，保护每一条大街和以前一样完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上海人民说明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质。好吧，马上通知各机关搬出大楼。”
聂凤智走向周围的一条小弄堂，四下里看了一下，就在墙角坐下，继续抽他的烟。指挥所的其他人都听见了聂凤智和管理员的谈话，纷纷将行李搬出房子，来到露天外。唯独作战李参谋还在屋里忙着用电话查询各师的战斗情况。
他听见有人走进来，脚步声在他身后止住，回头一看，是军长。
“怎么，你没有接到管理员搬出去的命令吗？”聂凤智生气了。
李参谋说：“首长，命令接到了，前面情况这么紧急，大街上指挥作战不合适，总要讲个保密，所以……”
“没有什么‘所以’，搬！”
下雨了，马路上到处湿漉漉的，李参谋和小邓来不及等电话员搬电话，就自己动手改线路，把电话接到街边架好。作战地图也只好摊在马路上，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阵阵小风吹来，掀起了地图。李参谋想了个办法，利用雨水打湿的地面的黏合力，将地图一张张使劲压在马路上，帮他一块儿干活的通信员有些牢骚：
“上海那么多房子，就没有解放军住的。”
聂凤智蹲在粘好的地图前，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看苏州河以北的地形，指示：“不管敌人是否执行投降条款，部队必须尽快渡过苏州河，进一步迫使敌人投降。”
一切布置停当。聂凤智才在通信员为他撑开的行军床上和衣躺下，天空飘着毛毛雨。
（5）
在上海解放时，27军负责对宋庆龄淮海中路西端住宅进行警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又的我党的老朋友，人们都习惯地尊称她为“国母”。
部队接到警卫任务，立即从战场挑选了几名战士前为警卫，这些战士一听是警卫“国母”，丝毫不敢疏忽，在房子周围荷枪实弹地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谁知这起了宋庆龄的不快。
在布置任务时，上级指示战士们要严格审查进入住宅的人员，防止坏人混进去，层层下达，三传两传，传走了样，最后变成了一句命令：“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结果被战士们挡在门口。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我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我们要请示上级。”
自己的家却不能进，宋庆龄一气之下，说：“司机，掉转车头，找陈毅去！”
结果，她直接把车开到三野司令部，当面向陈毅告了一状。陈老总赶紧作解释，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派专人把她护送回家。然后，立即打电话打到了27军指挥部：
“聂凤智，你是怎么搞的？把人家挡在家门外，难道要让她住到我的司令部不成？！”
最后，他责成聂凤智亲自去向宋庆龄“赔礼道歉”。
聂凤智不敢怠慢，立即和兵团政委郭化若赶往宋庆龄的住宅，登门当面“作检讨”。谁知他们接连去了三次，都终没能见到“国母”，吃了闭门羹。
郭化若说：“这个事真搞僵了。”
两人没办法，只好又回到三野司令部找陈毅司令员，由于“没完成任务”，两人心“沉沉”的，垂头丧气，陈司令员一他们这样子，却爽朗地笑了起来，挥了挥手，说：
“你们去了三次，‘三顾茅庐’，心意到了就可以了。哈哈，没有把你们挡在门外，就算给了你们很大的面子呀！”
18。两次办学
1949年进上海不久，聂凤智奉调离开27军，调任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教育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办学”。
在历史上，他还有过一次“办学”的经历，那是在抗战之初，打仗出身的他却因为在抗大学习“表现好”，留校当起了教员。后来，党为了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派他去山东，结果，他率领抗大教导独立1团千里迢迢挺进敌后，来到了胶东。在胶东，他建立了抗大支校，自己当起了校长，专门为胶东敌后抗战培训干部。
后来，许世友说：“聂凤智是打仗的料子，窝在那办教育，太可惜了。”于是，把他调往老虎13团任团长。没想到的是，他从当年的老虎团长“变成”了一个军长后，又一次被命运之神看上，第二次去“办教育”了。
聂凤智离开27军去办教育时的27军送别情景，他的老部下江波有一则当时的日记记录，原文如下：
“1949年7月10日。上海。聂军长要调往军大（据说是任教育长），我们军直开会欢送他。晚饭后，我正要去参加会，刚出大门，迎面碰上他了。我敬礼之后，叫上一声‘军长’他笑了。吐出他那个口头禅：‘格那个的！’伸出手和我热情地握了手，便匆匆进屋。我径到市西中学礼堂去开会。会上，大家都有些惜别之情。仲主任深情地说一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话。刘浩天政委历述了军长对本军创造建设的卓越贡献，号召向军长学习。军长在讲话中，亦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然而，这位将军是坚强的，他依然给我们做了指示：（1）归功于党。（2）加强学习。（3）加强团结。”
9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聂凤智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校长、政委由陈毅兼任。9月1日，华东军区、三野前委发出《关于开办军事政治大学决定》，以随军渡江南下的原华东军大、三野军政干部学校和第8兵团直属队一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就这样，聂凤智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办学的新历程。
但是，他这次“办学”，没办多久就离开了。
有趣的是，当年参加过送别军长的老部下江波，在几十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时，又遇上了他。当时江波参加会务工作。有一天，在一楼大厅的楼梯上，迎面碰上了老司令员。这时聂凤智在南京军区工作，江波还像当年一样，敬一个礼，叫一声“司令员”，聂凤智笑了，说：
“格那个的，你去南京玩么，那个火锅还在！”
这个亲切的口头禅：“格那个的”，他依然没有改变。而那个火锅，就是一只紫铜火锅，外表上刻着极精致好看的花纹，是1948年9纵在淮海战役的碾庄战场上黄百韬的坐车里拣到的，江波当时是9纵政治部《胜利报社》的干事，他们一起在前线司令部就吃过一次它做的火锅。
19。体验战斗机的惊险一幕
1950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聂凤智为华东空军司令兼空军混成4旅旅长。
聂凤智又回到了部队，作为第一任华东空军司令，他这次接手的却是个“新行当”。对他来讲，空军是一个高技术军种，陌生而又复杂。为了从外行变内行，他上任伊始，又是抓飞行基础技术训练，抓空、地安全保证，抓地勤人员技术、业务水平的提高，还抓指挥所建立和各种人员的学习，几手“抓”，几乎忙倒了。但是，飞机这玩意儿没实打实的技术，是谁也开不上天的。他不懂飞行技术，在工作中，尽管到处“抓”，却常常感到“抓”不准，“抓”不好，甚至好心还“抓错”，在领导和指挥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发言权。怎么办？他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决定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战斗机的空中生活，来点“第一手资料”。
一天，他亲自找苏联顾问商量说：“我想请你带飞，作一次空中特技飞行，体验一下战斗机在空中的味道。”
“你想体验空中的味道？”顾问吃了一惊，“从来没听说过像你这样高级将领升空去体验生活的。”
“中国空军刚刚组建，有自己的特殊性，”聂凤智说，“我不亲身体验，怎么知道飞行是个啥滋味呢？说起话来，就没有发言权呀！”
他说服了顾问，后来又经过不知多少次请示报告，一次周总理在上海，有人向他反映聂凤智要坐战斗教练机，升空体会一下飞行特技。周总理说：“聂凤智这种精神很好嘛！对空军建设和作战有好处，何不让他试一试呢？问题是搞好安全保障工作。”上级这才同意了聂凤智的要求，但提出科目要从简，要绝对保证安全。于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一天，绿色信号弹划破天空，一架乌拉…9教练机，轰鸣着风驰电掣地迎着朝阳腾空而起。地面上100多双眼睛紧盯着远去的飞机，战斗机像一只小鸟一样在空中上下冲刺、左右翻腾。指挥塔台不断传出带飞顾问和聂司令的对话。
问“行不行？”
答：“上。”
飞机倒转后做了两个横滚。带飞顾问又问：
“行不行？”
“行不行？”
谁知未听到聂司令的回答。在塔台附近值班的一阵紧张，人们都屏住呼吸，仰望天空，静静地听着，但听不到空中声音传来。坐在塔台的苏联顾问忙接过话筒，命令飞机立即返航。飞机很快改平下降高度，进入着陆航线着陆。飞机滑到停机坪关车后，机务人员迅速爬上飞机，打开座舱一看，聂司令歪倒在里边，不省人事，机舱里吐得—塌糊涂，连黄胆都吐出来了。
机务人员和医生，七手八脚把司令员抬出座舱，进行急救处理，直到晚上11时，他才醒过来。一醒来就说：“水，渴……”他要水喝，医务人员急忙送上水。喝完水，他又闭上眼睛。
结果，直到第2天下午，他才勉强下床，然后说：
“经过亲身休会，才知道当个飞行员真不容易。”
以后，他在主持南空工作中，一直强调要为飞行和飞行员服务。聂凤智原本有轻度肺气肿，这一来他的病情加重了。原混成4旅11团大队长徐怀堂，在回忆聂司令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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