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晚清是一个坏政府，而它又恰恰跌倒在变革的路上。可见，历史往往会用不同国度的史实来揭示相同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足以给人以超越时空的联想和启迪。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1）
一
没有人能否认，中俄两个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着山水相连的漫长国界线，还包括着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和渗透。 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主义。”其实，何止是*主义，在“以俄为师”的岁月里，俄国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曾吸引过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其中，民粹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和悲剧命运有着逻辑上的致命影响。
俄国的民粹主义（Populi*）萌芽于19世纪50年代，兴盛于70年代。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俄国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有着不同的看法。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完全不必走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只要能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农民革命”理论，并试图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行动之中。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予人类新的文化内涵，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为此，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民众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由此形成了民粹主义基本的价值观。
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民粹派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中去，是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民粹主义在初期是带有启蒙色彩的，他们走到民众（主要是农民）中间，是出于“怜悯与同情”，是为了“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
但是，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的农业村社组织和农民大众理想化，同时，出于一种原罪意识，他们贬低自身、贬低文化，带有强烈的忏悔心态。原罪意识本身是一种反省能力，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忏悔和自责必须要有一个人格和精神独立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负面。把广大民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这本身就带有空想色彩。以想象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这显然是错误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宣传提纲中说：“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他们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厂工人……”他们甚至还极端地说：“如果有人提出同民众结合的要求，那么任何一个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坏蛋。”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那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做鞋子、亲手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巴枯宁在《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中说：“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同这个世界相联系、作为这个世界的表现的科学，注定要灭亡。”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否认社会的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和学院……”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2）
民粹主义更致命的误区在于，在极力自我贬低和极力美化大众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担负起启蒙大众、教育农民、批判社会的人文使命。在当时的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明是思想先知，他们不缺乏知识，也不缺乏可贵的献身精神，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教育农民大众的道德底气，没有那种传播知识、启蒙民众所需要的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概。
二
为什么底气不足、缺乏勇气和气概？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出身”有问题。在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贵族和农民大众分属两个“阶级”，前者剥削后者。可以说，一些贵族子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大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良心发现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愈加有了“原罪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贵族出身是一种“罪”，以贵族的特权获取知识也是一种“罪”，最后，甚至知识本身也成了一种“罪”——至少是一种有罪的证明。所以，他们要贬低自身、贬低文化，以便尽快、彻底地走向民众，以实现“救赎”。别尔嘉耶夫评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时说：“如果我（指民粹主义者）是一个贵族、商人、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我就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只能把人民看作一支神秘的异己力量。他们是更高的真理承担者，我必须跪在他们面前。”这样的评论确实说透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由“出身”不好造成了底气不足，由底气不足造成了性格软弱，性格软弱就注定要寻找依附力量。民粹主义者依靠的对象自然就是农民大众，他们极力地讴歌劳苦大众，一方面是在弥补“罪过”，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未来的依靠。他们认为，罪恶的沙皇统治注定要终结，腐朽的贵族必将没落，只有农民大众才是未来俄罗斯的主人，他们要使自己迅速地溶入到人民之中。为此，他们不惜放弃贵族身份，放弃优雅、舒服甚至是奢华的贵族生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是真诚的，可贵的，他们要溶入民众之中、成为“人民”一员的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献身到了失去自我的时候，所谓的人民往往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放弃个*利和尊严的方式去换取“人民”的接纳，以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显然是一条歧路。
民粹主义者讴歌“人民”，崇拜“人民”，但他们讴歌和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人民”，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他们反对权威，却容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容不得“旁观者”。民粹主义者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这样极端的逻辑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经历过*的人们对这一套耳熟能详。
对于民粹主义的危险性，当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有所察觉的。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米海依洛夫斯基就拒绝以人民和社会正义来争取自由。他写道：“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对于品尝了一般人类之树的果实，从而能够识别善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交流自由等更为诱人的了。当然，我们是期望这些自由的。”米海依洛夫斯基没有崇拜人民的心理，他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但没有义务听取“人民”的意见。他完全没有努力使自己平民化。他把荣誉的工作和良心的工作加以区分，前者是劳动人民所从事的，应发扬光大；后者应当是享受特权的、受过教育的阶级所特有的。良心的工作是对社会罪恶的忏悔。可惜的是，米海依洛夫斯基的声音当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3）
从19世纪70年代起，民粹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热情的知识分子深入俄国各地农村，试图以通俗的语言鼓动农民革命。但是，民粹主义者忘我的牺牲精神和革命苦难气概并没有唤起他们认为“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农民的响应，广大农民不理解他们，甚至视他们为国家的敌人。在“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慷慨激昂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具有极端革命色彩的“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成立了，民粹主义者策划了一次次暗杀沙皇及其大臣的行动。民粹主义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斗争方式使他们愈加脱离人民。民粹主义者在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败，追随他们的无数青年无谓地死在沙皇的屠刀下，其中就包括列宁的哥哥。至19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俄国以失败而告终。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主义。”*主义从俄国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清楚地注意到共产主义学说与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他们常常将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揉在一起，对共产主义做出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解释。李大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他所倾心的俄罗斯革命思想，是一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和民粹主义所构成的思想世界。《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文中写道——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