翊庵饕逅枷氲拇碜鳎闹行吹馈�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社会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归还你们的乡土？
……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里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青年毛泽东也曾经热烈向往过“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曾说：“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他曾经利用假期时间步行考察过农村。投身革命以后，他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热情讴歌了那些革命的“痞子”，认为“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是以经典化的语言，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最后阐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4）
这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改造”论，至此，政党权力的介入使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丧失殆尽。中国知识分子由最初的思想启蒙者变成了“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思想”的人，当年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干革命，现在则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既然要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原有的那些非工农兵的气质——包括优雅的举止、多愁善感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个性、细腻精致的审美情趣——就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工农兵哪能这么“小资”？工农兵怎么能向“小资”学习？剩下的，就只有知识分子向劳苦大众靠拢了。于是，简单、通俗、朴素、粗犷直至粗糙、粗鄙成了“时尚”，“我是个大老粗”反倒成了一个炫耀语。至此，民粹主义者抬高民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只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真的提高——他们看上去很高，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跪着。
知识分子跪倒了，他们日后的一切悲剧命运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跪倒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两件：歌颂与忏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歌颂党、歌颂政府、歌颂领袖和英雄，到最后，文艺作品成了领袖思想的注释和政策的传声筒，知识分子本身也就成了被抽走灵魂的创造机器。因为不是工农兵，他们需要忏悔，为此，他们逆来顺受，甘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加强自身修养，可是他们还是中了“阳谋”，成了“右派”，先是走进五七干校，接着是在*中成了“臭老九”，被戴高帽，被揪斗，被游街。至此，民粹主义在“反智”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知识分子成了罪人，知识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嘛！
四
民粹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极端化实践，其间经历过若干阶段，发生过若干悲剧性转换。分析民粹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悲剧性转换，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有警示意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在一百多年间，在中俄广袤的地域上，经历过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完成了以下几个悲剧性转换——
其一，从心灵忏悔到“走向民间”阶段。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起源于怜悯和同情”，开始关注广大的穷苦农民，并进而良心发现，有了原罪意识，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的情操，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当他们急切地付出行动，“走向民间”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民粹主义者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了行动上的“革命运动”，这就混淆了思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对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混淆的。对此，钱理群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文学者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进行的批判而实现的。……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⑥理想是美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尤其美好，但是，如果思想者不顾现实条件，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使自己的理想现实化，就会陷入乌托邦与暴力革命相结合的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只要能推翻沙皇，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策划暗杀行为，不能清晰地区分理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剧性的泥潭。英国的思想家保罗？约翰逊说：“警惕人文学者，尤其要警惕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人文学者。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加强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 ⑦反观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无不是在一个美丽乌托邦的旗帜下，以信仰和“为了理想”的名义去杀人，去制造灾难。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必须汲取。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5）
其二，从知识分子的个人反省到政党的政策性阐述阶段。民粹主义从俄国传到中国，最初仅限于知识分子个人反省、忏悔这个层面上，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道德反省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是自愿自发的，是真诚的也是朦胧的，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劳苦大众道德高尚，知识分子在皮袍下面有自己的“小”，应该向大众学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劳苦大众愚昧、麻木的一面，这又要求知识分子要负起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这两者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以文学形象而论，民众道德高尚的一面体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身上，而民众愚昧、麻木的一面则体现在阿Q的身上。可是到了后来，由于政党力量的介入，民粹主义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被确定，这时，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清晰——知识分子必须仰望大众，口气不容置疑，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这其实是没有分清个*利与政权需求之间的严格界限，政权需求已经严重越界，侵犯了私人的精神空间，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神圣权利。至此，“人的忏悔”转换成了“忏悔的人”，词序的颠倒意味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空间的彻底丧失，在“人的忏悔”阶段，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站立者的姿态在审视、反思，他们的头颅是高昂的，脊梁是挺直的，虽然他们的判断不够清晰，但人格和精神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可在“忏悔的人”阶段，知识分子是跪倒在劳苦大众脚下的，他们的头颅不得不低下，脊梁不得不弯曲，此时的他们是不能自主的，他们只能以跪倒的姿态忏悔自身的罪孽，同时讴歌“人民”的伟大。
其三，在政权结构内，民粹主义也经过一个从策略性表述到原则性规定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先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可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要依靠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为此，知识分子就得“走向民间”，向民众宣传革命。在发动民众的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影响大众，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的劳苦大众哪里会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之类的政治术语？然而，为了消除劳苦大众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宣传上强调“劳工神圣”，强调劳动人民“最崇高”，“最可爱”，“最具有革命性”。这些抬高民众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可是，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劳苦大众出身的人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