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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穿了一件上品的衣服就徒增自信,改变情绪,脚步也变得矫健,加上朋友一句“这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好”,世界的美好真是无以言说。这种体验大多数人有过。这说明,评价无意义,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作用。是不是有作用的就是有意义的?在某种范畴说得通,放在人类历史长河来说,短时间内有作用的评价,长时间上仍是毫无意义。评价是弥漫于长河上的云雾,不是河边的森林,更不是河流。
近期,韩寒以评说巴金、冰心、茅盾“文笔很差”惊世骇俗,动静闹得很大。韩寒出其不意地评价大师,网民摩拳擦掌评价韩寒。韩寒这个有点个性的愣小子,让那些个不看好80后的广大人民又痛痛快快地释放了一回脾气。与韩寒轻描淡写的冷评价相比,反评韩寒的就显得太沉不住气,内心世界似乎缺乏些收受批判与认同的张力。如果巴金、冰心、茅盾在世,他们会不会宽广一些。
事实上,这次动静大,问题不在低评了大师,而是这些低评出自80后写手之口。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早有人对茅盾以文学图解政治持有看法,也有人不喜欢冰心。张爱玲甚至不屑与冰心相提并论。有着“一代文豪”之称的病卧多年仍在作协主席之位的巴金,曾被当代知名学者、理论家钱理群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里这样评说:“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巴金自己也说过,他的文学语言是经不起反复咀嚼的。
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一件事物的产生,有其本身的规律和价值推动,还存在其他的非理性因素。认同一位“大师”,在对人的判断上,并非一定做到了与“大师”创造的艺术品本身所具价值的高度统一。 “大师”不一定就有大师级的不朽作品。世人所供奉的文学艺术大师,有的,确是更倾向于一时一地的舆论,只为当时当地装点了门面。抽空当时当地的政治需要及与艺术无关的其他需要,“大师”就没有了生存的依附,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的大起大落,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可以扶植一位大师,也可以打倒一位大师。真正能与时间并驾齐驱的,是经得起时间和人心两把镰刀宰割的作品。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看人看问题,每个人都是居于一隅,在个人有限的视界凭有限的经验谈看法。个人如是,集体也如是。我们需要日常的评价甚至终极审判式的评价明是非,别善恶,辨真假,以此来建立社会秩序,维持社会道德。对于艺术,有没有一种终极审判式的评价呢?
曾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的教授级才女苏雪林,对鲁迅的“捧”和“骂”最是令人不解。“捧”,一捧捧上天;“骂”,口不择言,无谓学术,不顾文人的雅面,恨不能将文坛旗手一棍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有趣的是,“捧”时,鲁迅在世,“骂”时,是1936年后,鲁迅已去世。1929年5月,苏雪林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说鲁迅的《阿Q正传》“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为中华民族病态“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始,苏雪林却把对鲁迅的恶评作为自己半生的事业,立场的旗帜鲜明,用语的泼辣刻毒,坚守的时间之长,为文艺批评之罕事。
看苏雪林如何骂鲁迅:
“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苏雪林借鲁迅“打落水狗”之说辱骂鲁迅的一段,此处不引。
同一个人批评同一个对象,前后态度天渊之别,捧时尔雅恭敬,骂时怒火中烧,这中间,又不知苏雪林如何去平衡自己的内心如何去评估读者对她此举的臧否。英国十八世纪诗人Shenstone说:“失败的诗人往往成为愠怒的批评家,正如劣酒能变好醋。”这句话用在苏雪林的身上,显然是低评了她。用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对苏雪林的合理评价呢?如果鲁迅先生在世,苏雪林应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至少大众认为,鲁文的机智尖锐,是在苏文之上的。
批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这样与艺术创造者与艺术作品纠缠不清,创作与批评,一直是一种有趣的并存。面对各种批评,也是创作者必担的忧乐。鲁迅算是走运。
贝多芬是与时间齐驱了200余年、在艺术的天空至今闪耀着光芒的大师,他的人及他的作品也不曾人人说好。海顿像这个世界上具备音乐欣赏能力的人一样十分欣赏贝多芬的才华,但这并不表示他能容忍贝多芬那种大胆的创新精神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贝多芬公然咒骂复辟回朝的奥地利皇帝“他首先应该被吊死在第一棵树上!”这使皇族的人很不喜欢他,奥地利的皇后和皇太子仍然向蔑视权贵的贝多芬脱帽致敬。柴可夫期基对贝多芬的作曲有过毫不客气的低评,大师对大师的低视也丝毫未影响人们长时间以来对贝多芬音乐的热爱。负面的评价并不曾黯淡艺术大师的光辉,因为他的作品达到了一座巅峰,是一种通向未来的光照,人们可以不喜欢他的个性,却不得不崇拜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天赋。贝多芬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之中。
莎士比亚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遭遇比贝多芬也好不了多少。托尔斯泰就很不喜欢莎士比亚,托翁批评他的作品,人物语言同一腔调,情节处理依靠鬼神讨巧。伏尔泰则批评莎士比亚的作品语言不够雅驯。现在的人更疯狂,已有论证,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是莎士比亚所著。这一切也并不妨碍人们一如既往地喜欢《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莉叶》。
曾看过一档节目,主持人拿了幅色彩斑斓的画请当代画坛大师评价。评价极高,几与毕加索、梵高的画不相伯仲。有专家甚至下结论,此画肯定出自名家之手。
最后,主持人说:这幅画是大象用鼻子蘸上颜料涂上去的。
对艺术人及艺术的评价,就这么回事。运气好,大象也可以成为大师。运气不好,优秀的艺术也可能被大象类的权威扼杀了。
好在,艺术创作的信仰不在获取某种荣耀,而在向人类最大限度地贡献思想和艺术的精华。
苏雪林在《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一文中扬言:原本《红楼梦》文笔之恶劣,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
这等评红之说,若非在苏雪林文集中亲见,实难置信。
曹雪芹闻见喧哗之声,说了一句,哈哈,什么劳什子!
光影之清谭 难得清醒
莱登修女的被人传颂,在于她的清醒,《莱登修女的遗物清单》一文最动人的就是评价她清醒的文字:
几乎整个民族为一位*者的手势而疯狂时,一位修道院的修女却始终保持着清醒。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让她哀婉;生命存在的价值,远远高于任何一切貌似崇高的理由和狂热的口号。对她而言,为拯救另一个生命,她愿意舍身饲虎付出自己。
在莱登修女的生存处境,是“难得清醒”,唯其在难得清醒的处境,众醉我醒,莱登修女才以她清醒的行为让世人为之一振。
郑板桥叹“难得湖涂”,实际上他是因为处在一个难得清醒的世道。《思想的芦苇》之作者朱铁志评:“郑板桥是个极为清醒的人。唯其清醒,正派,刚直不阿,而对谗言无能为力时,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得糊涂’的难在那里呢?难在他毕竟清醒自明,心如明镜,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在他一枝一叶总关情,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他只有假装糊涂,然则终不能无视现实,遂于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之叹。”
郑板桥的“难得湖涂”,原也是因为这世界的“难得清醒”。
在“党叫写啥就写啥”的“纯真年代”,有人发出了离经叛道的声音: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就写啥?那么,*又是谁叫他写的?
这朴素而真实的声音是电影艺术家赵丹发出来的,说这话时刚刚经过鬼蜮横行的十年,他在饱经磨难之后,依然保持清醒的目力和心力,一出口,就是清气沁人,正气逼人。
小时候写作文,好像经常要写到“信心百倍地投入这沸腾的时代”。人就是这样,很想为一种价值去奋斗,甚至为一种理想去献身,表达决心的时候总是积极性空前高涨。到了现时的生活,往往从“沸腾”的边缘退却,价值和理想存在在别处或更高的地方,眼前的“沸腾”泛着些虚空的泡沫,它反射太阳的光辉,可它毕竟不是太阳。追风逐日之中的难得清醒,换来的是平凡生活与理想境界间的徘徊与孤独。少了些为真理和自由意志勇往直前的血性,但独立苍茫的背影,终究好过盘踞名利的笑脸。
堕落总是易于向上攀升,观念与情感才会日渐离开庄严,成为世人找乐的手段。所幸这世界自古至今还有难得的清醒存在,他立在蒙昧之上,笑看空谈和谬误,他不屑与愚氓争长论短,用两指轻轻挟住暗中施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