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他认为儒家经典义理能“参物序，制人纪”，仍是治世安民的良方，适合他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要求的。当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项基本原则之于“四化”建设，性质迥异，何可比拟！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对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之功过得失，则是性质不同又当别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了。
刘勰认为儒家经典之文“参物序，制人纪”的同时，还可“洞性灵之奥区”，而“五性发而为辞章”亦“神理之数”。这样也给我们表明，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的“纬军国”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无所不在，“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亦可见其一端，因为所有情文之发皆得其正，无不有益于“纬军国”的目的的。由此想到我们今天对文艺功能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天新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思想大为解放。我们的文艺不限于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要为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文艺的天地无限广阔。我们除了从某些重大题材表现出人的高贵品质，也应从许多日常生活描写中展示人的优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们熟习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觉得亲切而易受感染，其对于读者的浸润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从我国古代诗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对人的涵养移情之功。读屈原、杜甫的作品，他们那种关怀国家人民的忠悃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励着我们，有助于增强我们尽忠国家人民的志气；即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何尝不能裨益于我们高尚情操的培养！陶渊明深恶当时世俗之溷浊而“有志不获骋”，便决然脱去，归到田园，亲事农业劳动，一任本真，无所矫饰，虽备历艰困，而怡然自得，志气无所变移，“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读其诗文，诚如昭明所谓，“语时世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并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风教”，可谓能深知渊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风教”，识见尤为卓越。渊明少壮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可见并非是无心世事的，及看清现实黑暗，便决然与绝，不同流合污，虽憔悴亦不辞，而且“怡然自得”，读他的诗文，真觉“古道照颜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朴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如陶渊明当身抱羸疾，“偃卧瘠馁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馈以粱肉，麾（挥）而去之”。这真是一副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典型，前辈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艰难时拒受美援救济物资，不也就是与此同类的表现吗？这种精神，在今天如能对我们有所感染，何尝不可增强一些对不正之风的抗拒力量！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序 胡国瑞（3）
谈到陶渊明，即感到《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通观全书，不见渊明踪影，虽然《隐秀》篇中提到“彭泽”，而此语在伪作补缺一段中，看来似乎作者尚不知有陶渊明其人者。事实当不然。渊明虽隐居田园，而其人与诗文早即为世所知。与其友好的颜延之为作《陶征士诔》，盛称其人品之高尚。锺嵘《诗品》对其诗有所品次，而昭明太子萧统搜校其文编为一集，并为其作序及传，极赞其文章及人品。以刘勰之闻见广博，对渊明当不至竟无所知，何以终无一语道及？我想这还是由刘勰的文学主张所使然。在当时文学创作倾向于极力追求形式美的时代，而渊明独自卓然标举朴素清淡的风格，在当时确是不合时尚的，如颜延之的诔文主要的是赞扬其人品，对其文学创作但言“文取指达”，文只“指达”，与颜之辞采绵密在艺术风貌上相去甚远。可见颜之与陶，虽因气性相投而情谊笃挚，而对陶的为文并未心许的。刘勰在文学创作上虽首重内容，同时亦注重形式，尤强调辞必有采，故称“颜谢重叶以凤采”，而无视于颜谢同时的陶渊明。《文心雕龙》特具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着重从当时文风中的虚滥弊端加以箴砭，同时又主张文须辞采彪炳，这一主张，正表明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可他却因此忽视了文学作品另具的一种朴素之美，并对其素所重视而在陶诗中最为可贵的“真”亦不之顾，在这方面远逊于锺嵘和萧统。锺嵘虽由于某种不恰当的原因而将陶诗列于中品，而其评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极为精当。昭明亦谓渊明“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阐扬出了渊明文学创作出类拔萃的风格，可谓独具慧眼，而刘勰见不及此，未免有所偏蔽。
在《文心雕龙》中，与陶渊明情况类似的还有鲍照。刘勰全书所论，止于晋代，刘宋之世，偶亦触及，如《明诗》篇亦曾概述“宋初文咏”，而《时序》篇言及刘宋人才之盛，多所称举：“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鲍照创作，体兼众制，诗赋铭颂，俱卓越当时，即颜延之、谢灵运亦有所不及，其他诸人，更不必论。而刘勰历举诸人中独未见鲍照，当非不知鲍照其人。颜延之曾以己与谢灵运之优劣问鲍照，而鲍答以“初日芙蓉”及“铺锦列绣”之喻，当时即传为口实。锺嵘《诗品》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并曾论及。锺嵘嗟叹鲍照“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人们的文学眼光，总不免要带些势利的成分。即如锺嵘，他能深知渊明诗风之美，正合他所主张的“直寻”之旨，然仅列之中品。对陆机的诗，亦指出不及公干、仲宣，“有伤直致之奇”，显然不符合他的“直寻”主张，竟列于上品。这种抑扬之间，恐不免有所牵于世俗之见。鲍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谓的“孤门贱生”当亦其一因。刘勰之所以无视于鲍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学思想的局限一面。锺嵘曾论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而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更具体地阐发了“危仄”的状况，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势，这一切正是刘勰所认为的“好异之尤”，大乖雅正的。萧子显的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刘勰在内的正统保守观点。对鲍照的这种看法，当从其《行路难》诸作而生。这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标志出诗歌发展新的里程，可在刘勰看来，应是“讹而新”了。实则鲍照在其中宣泄的孤贫之愤，也是远符“劳者歌其事”的义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摈斥，恐亦过分严守“诗、持”的义训了。鲍照之不见于《文心雕龙》，以上两点，纯属推测，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显而易见，人所共知，而亦个人宿昔所感，有会于心，藉此表达出来，也说不上什么“一得之见”了。
1987年4月13日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时代骄子（1）
一
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美学开始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西方美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美学的固有模式，使它不再停留在经验总结和直观描述的阶段而上升为理论思维。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鲁迅（1881—1936）为代表的一大群有志之士的筚路蓝缕，使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美学几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踏上了通往真理的坦途。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只是有了这一次转折，中国才有了独立的美学；或者换言之，只是在这次伟大的转折后，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才在中国真正开始自己的历程。
但是，审美意识的发生显然大大早于审美理论和美学学科的创立。当人类作为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够思想的生命，开始思考自己的思想和思想面对的现实界的时候，关于美和审美意识的探索也就开始了。所以美学思想的萌芽，可以上溯到美学（Aesthetica）创立以前的两千年。如果把鸦片战争以前的漫长岁月界定为中国美学史的史前期，那么，其间又有一次大的转折，即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先秦两汉，是中国史前期美学的萌发阶段。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便正是在这个时期奠基。然而，《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众水之源，《礼记·乐记》作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开山之祖，都既不是美学著作，又不是文艺理论，而是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同样的，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孔子（前551—前479）和庄子（约前369—前286），也首先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周易》和庄子的美学思想蕴含在对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把握之中；孔子和《乐记》则把艺术也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更多地注重艺术的功利作用和实用价值，注重艺术与政教伦理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规律。至于《毛诗序》，虽然是专门的文艺理论，但也主要是从政教伦理的角度来谈诗。所以，混同于哲学伦理思想，是这个时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反之，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唐宋元明清，则是中国史前期美学的成熟阶段。大量的诗话、词话、画论、书论、小说评点和戏曲理论等等，注重的是审美经验、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和艺术技巧，不但较之前期远为成熟、纯粹、丰富、精细，而且已形成中国美学的特色，具备了中国美学著作的特殊形式。这一时期的审美理论，主要是直观的、感受的、经验形态的审美心理学。�